著书之乐

　　著书、写文章是为了更好地教书，这是胡先生做学问的初心；构建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则是他作为教育学人的使命。

　　大学生活为胡先生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他的人生也自此迎来了新的曙光，揭开了新的篇章，开始了有定向意义的新生活。这不仅确定了他以后的从教之路，也决定了他将要以教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作为一生的学术事业。

　　胡先生和教育学的相遇就从这里开始。

　　大学四年的学习与生活，不仅让胡先生获得了专业的成长，也让他发现了教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当时教育系所讲授的各门教育学科中，包括苏联专家讲授的凯洛夫教育学体系，在理论上都存在很大的偏颇和不足。但要研究精到，成绩显著，不仅需要激情和努力，更需要聪慧的头脑、宏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以及能坐十年冷板凳的坚守。

　　为此，胡先生暗下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创建一个较为完备的教育理论体系。

　　下决心不难，但要做到却绝非易事。无数次披星戴月，无数次挑灯夜读，胡先生总会沉静自问：“我凭借什么可以做到呢？我的条件和功夫又在什么地方呢？”寂静的夜晚，他的思绪在头脑里剧烈地翻腾、碰撞，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推门出来，清冽的空气让胡先生异常清醒，大西北特有的璀璨星河让他豁然开朗：“我别无依靠和凭借，我唯一依靠和凭借的是我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好学和深思。我的功夫并不是在教育学自身，而主要是在‘诗外’，即陆游说的‘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诗外’。”

　　多年持续不断的与书为伴，有两门学问对胡先生思维体系的形成影响深远，一是文化学，二是宇宙学，其中尤以宇宙学为最。他曾说：“我的教育理论能被整合成一个体系，靠的就是文化学、人类学所基于的这种宏观学术力量。”

　　宇宙学更是为胡先生展开了一幅前所未有的恢宏画卷：“我了解了这些知识理论，看到宇宙大爆炸后所呈现出的图景，真是为之欣喜不已，拍手称快，感慨万千，犹如拨开了云雾见到了青天，打开了眼界，精神为之一振，真正感到心明眼亮了起来。”这种宏大视界，让他拥有了一种站在宇宙的云端俯瞰大千世界的哲学理念，而这种理念投射到教育学上，便对这一领域产生了一个崭新的认识。

　　胡先生的教育学研究，均属于宏观教育学、理论教育学研究，其深层次原因便在于此。

　　20世纪80年代初，胡先生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能为这个新的时代做些什么？能为这个时代的教育学做些什么？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教育学应该承担怎样的时代使命，完成时代赋予的哪些职责？

　　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沉淀，胡先生对自己所追求之事越来越坚定而清晰：“我必须把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梳理，给教育学一个宏观、完整、全面、具有系统性和学理性的概括和说明，从而给教育学一个恰当的定位，并透显出教育学的理论价值。”

　　从此，胡先生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座右铭，开始了对教育学体系的反思与建构，先后在《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关于教育的本质属性》（1981）《教育起源问题刍议》（1985）《论教育起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1985）《论教育的自在与自为》（1988）等文章，从理论源头探索教育的本质与属性、存在与发展。

　　1990年3月，胡先生发表《教育学概念和教育学体系问题》一文，引起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强烈反响。他在对教育科学进行总体研究的同时，还对若干重大的教育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先后发表《论教育现象》（1991）《论教育、人与社会的关系》（1992）等50余篇论文。尤其是他关于教育起源问题的理论观点，自成一家之言，常常被学界同行作为经典引用。他关于教育现象的系统研究，在教育理论界也影响深远。

　　1998年，在40多年沉淀与思考的基础之上，经过近20年的潜心研究，胡先生出版了教育学巨著——《教育学原理》。这是他教育思想的结晶，标志其教育学思想体系的成熟。在这本书中，胡先生从教育学的概念、对象到内容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对传统教育学基本概念的误区中引申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勾画了整个教育学原理结构延伸的脉络，尤其是对传统的拘泥于一隅的教育学理念大胆突破，让人耳目一新。

　　胡先生认为：“教育学研究的出路要面对现实，深入历史，归于实践。为了达此目的，我们的教育学研究应当首先清除在知识构成、研究兴趣上的片面性和隔阂，应当使教育学著作在基本理念和原理、编排体系、论证方法、表达方式、文字风格、思维水平上，都有适应当今教育改革实践要求的突破和进步。”他对中国教育学出路的独到见解，不仅为其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中国教育学的研究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完成《教育学原理》书稿后，胡先生感叹：“想到多年来我为此付出的诸多孤寂、劳作与艰辛，特别念及昔日那几十年令国家、民族都深受屈辱和我个人所曾亲历的苦难的岁月，真是感何如之！奋何如之！幸何如之！”由此可见，走学术道路的他，并没有放弃家国情怀，依然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社会责任紧密相连。

　　《教育学原理》出版后，先后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一届全国教育图书奖一等奖、中国教育学会“东方杯”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教材一等奖、第一届甘肃省优秀图书特别优秀奖、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项。

　　理解时代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决不随波逐流，更不囿于陈说，是胡先生一贯的学术品格。他说：“理论研究要说理，要讲道理，教育理论研究是基于个体对教育现象问题的理性思考，而不是盲从，从于权威，从于利益，从于时尚潮流，从于众口一词，或从于个人的滥情。”这是他《教育学原理》《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人生与教师修养》《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问世的根本动力和目的所在。

　　文如其人。一般来讲，治学与为人是统一的。胡先生本身所具有的学术内涵，实际上是他人格精神的外在表现。他为人真诚谦和，待人感情真挚，做事踏实严谨。在他看来：“人本身永远是学生，周围的一切，包括自然、社会与他人都是老师，人的短暂一生，该学习、该探索的东西实在太多，永无止境。”

　　言行相顾。胡先生的言行均发自本心，无论环境怎样变化，他都力求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他尊重事实、尊重规律、尊重人情人性，一贯坚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序，言之有文。他曾说：“我非常欣赏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法则，面对苍茫的宇宙和浩渺的时空，我乐意接受这种精神法则的支配。因为正是这个，才意味着学术真正的尊严、公平与价值。”

　　胡先生所有的论述，皆发为心声，不遮掩，不妄言，真诚之品格溢于字里行间。

　　如果我们对胡先生的学术轨迹进行一个梳理，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他1996年出版《人生与教师修养》，时年69岁；1998年出版《教育学原理》，时年71岁；2001年出版《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时年74岁；2005年出版《教育理论的沉思与言说》，时年78岁。

　　同时，胡先生不断在权威期刊上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2012年，85岁的他在《教育研究》第12期发表《王国维与中国教育学术》一文。2013年，86岁的他将自己的《教育学原理》进行修订，增加3万字，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外，他还在《中国教育科学》（第二辑）发表了近三万字长文《关于什么是教育学的问题》，2014年则出版了《陇上学人文存·胡德海卷》。

　　2018年，胡先生91岁。这一年是先生学术活动比较活跃和学术影响非常深远的一年。从学术活动和成果来讲，3月，他应邀到山西师范大学为师生作《关于教育学和教育的问题》的学术报告；11月，他在《中国教育科学》（第2辑）发表了2万多字的文章《读书、教书、著书：我的教育生涯和人生感悟》。从学术影响来讲，9月，《西师学人》的视频风靡全国，分别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甘肃电视台等媒体播放；2018年11月1日，《扎根西北的“教育胡杨”》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报道了胡先生的教育事迹。2019年6月，92岁的胡先生在《中国教育科学》（第一辑）发表《关于什么是儒家传统修养的学理解读》；他的著作《文化与生活——我的生活印记》将于2019年年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如今，胡先生仍不遗余力地研究教育文化。他说：“研究教育学是有方法的。既要站得高，又要扎得深，既能大至宇宙，也能深入到人，研究人性、研究人心，用人、人性、人心和人心产生出来的文化来解释社会和历史。”

　　耄耋之年，自当静养，而胡先生却老当益壮、勤思善著、乐此不疲，一如既往地追求他的学术生活，演绎一个学者的生命意义。

　　1994年，我国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顾明远先生曾这样评价胡先生：“好学深思、刻苦钻研，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40年的磨练，始终坚持不懈，严谨治学，无论在教育学原理，还是在人生哲学等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和深邃的创见。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0多年来，时有见地卓越的论著问世，在我国教育理论界影响深广，声名卓著。”时过25年，认真阅读和体会胡先生关于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独特见解和卓越贡献，仍然能够感受到这种评价的中肯。

　　胡先生一向注重为学与为人的关系，“顶天立地做人，继往开来创业”，把做人看成做学问的根本，他说：“做学问要先学做人，做人做不好，投机取巧，做自以为聪明的小动作，那么做学问也做不好，做人要实实在在，做学问也要实实在在。”

　　可以说，胡先生与书相伴的心路历程、治学精神与人生境界，犹如西北教育的“胡杨魂”，对每个后世学者来说，都是永恒的感召。

　　作者：高闰青，女，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教育学博士，2005年师从胡德海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师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特岗计划”实施成效研究》《“以人为本”理念及其教育实践问题研究》《胡德海教育学术思想研究》《家庭教育：为孩子的成长打好底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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