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时间 绝不等待

　　有报道说，美国导弹核潜艇为了确保导弹发射的命中精度，对艇的航行姿态提出严格的技术要求。为此，打算在艇上装设一个65吨重的大陀螺，利用陀螺的高速运转来稳定艇的航行姿态。这个大家伙，不仅我国生产不了，还增加了一个攻关课题。如果加上它的辅助设备，需要增加一个大舱室，加大艇的排水量，将严重影响艇的航行速度。我们怀疑这样的做法是否是唯一途径，难道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人家科学技术比我们强，他们都用了，我们敢不用？将来出了问题怎么办？导弹打不准谁负责？

　　那个时候，我国大型先进试验手段尚未建成，我们只能从理论分析和简陋试验入手。从获得的大量初步数据来判断，如果从艇上操纵面下功夫，同样可以满足对艇航行姿态的要求。我们是认真按科学程序办事的，结论符合科学规律，那么就应该相信自己的结论，不能盲从，应该大胆走自己的路。后来，我们得到的信息，美国并没有装，差点上当闹笑话。

　　我们把收集的零零碎碎、真真假假的资料经过分析鉴定，主观集成“美国核潜艇的总体”。这样主观集成的“美国核潜艇总体”，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大家心中仍然无底。就在这个时候，有人从国外先后带回两个美国“华盛顿”号导弹核潜艇儿童玩具模型，一个大些，一个小些，都不大，铁皮制作，壳板可以掀开，里面密密麻麻，布置着各种设备仪表和武器装备。我们乐极了，对玩具多次进行肢解组合，拆了装，装了又拆，发现这两个模型与我们收集的零零碎碎资料主观集成的“美国核潜艇总体布局”基本一致。这就增加了我们的工作信心，虽然对其真正的具体战术性能仍然一无所知，但却有了一个直观的参考作用。

　　国家科学技术薄弱，科研手段和试验设备不是空白就是待建或正建，条件不具备怎么办？我们提出“骑驴找马”，驴没有马跑得快，但一时没有马，那就先骑驴上路，边走边找；如果连驴也没有，那就迈开双腿上路，争取时间，绝不等待。

　　就拿计算手段来说，哪有今天一秒上亿次的计算机，我们手上只有算盘和计算尺。造船首先要确保建成后艇不沉不翻，重量要等于浮力，重心要垂直在浮心下。重了，一沉到底；轻了，又潜不下去；重心若高于浮心，一定翻倒；重心保持在浮心直线下，才能像不倒翁那样不翻不倒。

　　几千吨排水量的核潜艇的重量重心值，牵涉到数万台件的设备、仪器，几十公里长的管道、电缆和上千吨的钢材材料。成千上万的数据，我们都是用算盘和计算尺，一个一个算出来，然后加以集成，再不断调整配重，每次调整都得从头再算。为了一个数据，经常要动员一批人，夜以继日苦干若干天。为了确保计算结果准确，往往还分两组同时进行，如果结果不一样，你得4我得6，不是你错就是我错，或者你我都错，就得从头再来，直到相同为止。我们的同志，硬是咬紧牙关，毫无怨言。

　　为了确保艇建成后的实际重量、重心值控制在设计数据范围内，在建造过程中，我们在船台入口处设置了一个磅秤，凡拿进船台的都一一过秤，记录在案；凡拿出船台的，如施工中切下的边角余料，剩余的管道、电缆，也都一一过秤，从进船台过秤的重量中扣除，几年来天天如此，我们称之为“斤斤计较”。这个办法听起来多土呀，我们硬是用这样的土办法，来精确地控制艇的重量和重心值。几千吨排水量的艇，建成后经过试潜定重考核，艇的重量重心与设计值相差无几，真是来之不易啊！

　　在船的耐压艇体的有限空间内要布置安装数以万计的设备、仪器、附件、阀门，还要通过管道、电缆连接，有机结合起来。不仅要求布局合理，确保重心在艇的浮心直线下；还要方便施工、维修、保养；更要满足海军使用的要求。我们决定在船厂和工人一起，按照设计草图1∶1全尺寸制作一个实体模型，通过模型制造、模拟安装、模拟维护保养、模拟操作，逐个反复推敲，不断调整完善，然后反映到施工图纸上来。不仅做到全艇设备、仪器、管道、电缆布置合理，精确到位，还预先暴露矛盾，在模型制作中把这些矛盾处理好，同时，这里还是一个极好的培训场所。

　　隐姓埋名 恪守诺言

　　世界各国对于高、新、尖端技术，尤其是国防技术，特别是有关核潜艇技术，都列为国家最高级别机密，我国当然也不例外。记得我刚开始核潜艇研制工作时，领导上向我提出三条要求：一、核潜艇研制工作机密性极高，要准备干一辈子，进来就不能出去，犯了错误也不能离开，可以做杂务打扫卫生；二、不能泄露单位名称、地点、工作性质和任务；三、要默默无闻隐姓埋名，当一辈子无名英雄。

　　我欣然允诺，保证恪守诺言。

　　同志们问我，一般科学家都可以公开自己的课题，一有成果就抢时间发表；而你们，越有成果把自己埋得越深，你能适应吗？你是怎样适应这种特殊要求的。

　　我说，我完全适应，保守国家机密是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何况是核潜艇。新中国成立前，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加入了党的地下组织，地下党对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求十分严格。在交大，除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只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地下党员，这个人就是同我单线联系的同志，同班的地下党员都互相不知。在国民党白色统治下，一有疏忽就有人头落地的危险，我是在接受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因此我能理解能适应。

　　1954年，我参加了保密要求极严的苏联援助中国几型舰艇的转让制造，所谓转让制造，是苏联提供图纸资料，全部设备、仪表、管道、电缆、部件和材料派专家在中国指导建造。1956年新年，我趁出差广州，请假回老家看望父母弟妹，在家只停留了三天，过了元旦就匆匆走了。临走前母亲摸着我的头发轻轻地说，你从小离家，在外颠沛流离求学，吃尽苦头，那时战乱，交通中断，你回不了家；如今解放了，社会安定，交通恢复，可父母也老了，你要常回家看看。我噙着眼泪满口答应，可是，这一别，就是30年，30年我一次也没有回过家。

　　1958年，我从上海调北京，领导只讲出差北京帮助工作，没提具体任务，我行李也没带，随身背一个小背包，就往北京跑。一到北京就被留下了，父母多次来信询问在北京哪个单位、干什么。我都不予答复，父亲病重，我因工作忙和保密原因未能回家；父亲去世，我也没有回家奔丧，他直到去世只知道三儿子在北京，只知道一个信箱号码，不知道我在哪个单位，更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父亲去世时，同志们劝我向领导请个假，我说不行。我相信如果我向领导反映，领导一定会答应，可这会使领导为难，我还是自己承受好了。

　　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有篇长篇报告文学——《赫赫无名的人生》，描写我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我把这篇报告文学寄给母亲。听我妹妹讲，母亲戴上老花镜，满脸泪水，全身颤抖，反复阅读这篇文章。文章只提“黄总设计师”，没提具体名字，但是提了他的妻子“李世英”，母亲一看，李世英是她的三媳妇，文章里的黄总设计师肯定就是30年没回过家，被弟妹们误解为不要家、忘记父母的不孝儿子。更没想到，儿子竟在为国家做大事，尽管母亲一直肯定她的儿子不可能大学一毕业就不要家，忘记养育他的老父母，但对儿子30年不回家，难免有怨言。

　　母亲心痛之余却自豪不已，她把子孙们叫到身边，简单地说了一句话：“三哥的事，大家要理解，要谅解”。知儿莫如母啊，母亲简单的几句话传到我耳朵，让我30年如山般的重负一下释然，我忍不住哭了，我深深地感谢母亲和弟妹们对我的理解和谅解。回到老家，我在父亲墓前长跪不起：不孝的三儿子来看你啦！儿子不孝，相信你和母亲一样，也能理解我、谅解我！

　　有同志问我，忠孝不能两全，你是怎样理解的？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孝，我虽然没有遵守“常常回家看看”的诺言，但我恪守了要严守工作机密的承诺，我相信总有一天，大家会理解、谅解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