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的导言中说，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虽面临很多紧迫社会问题的答案，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我们认识到的某些超乎专业经济学范围之外的原则。哈耶克与写作《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韦伯一样，相信塑造“人类行为世界”的某种信息体系，而不是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既定物质条件。

　　用哈耶克本人的话来说，人们的社会科学知识中所包含的宗教仪式或咒语，就像我们视为正确的自然规律一样，对社会研究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克罗齐认为，并不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首要的，是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首要的，是借以整合和发展的形式。

　　哈耶克不经意地承认，市场秩序肯定不只会奖励成功，也会惩罚失败和错误，因此，会让很多人失望。面对无过错失败的，不是少数人。从一定程度上说，是所有人都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让人痛苦不堪。它造成“欲望落空的痛苦”却不关心这种痛苦。

　　在集权的政治框架下，发展经济自由，而拒绝政治自由和政治参与，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对国家的认同感的消逝。经济自由主义本身也会否认政治统一体，就潜伏着内战的因子，敌我冲突已经开始。当社会明显两极分化，一极是与人民大众远远分离，高高在上的公权力，它只虚假地关心国家，并且霸占，来为自己个人利益服务，以此摧毁共同体。另一极就是相应的，对政治、对这种“冒充的集体”和“虚幻的共同体”疏远、敌对、漠不关心的私人个体。所有的人都放弃了国家。

　　我一直谨记政治与经济的分野，一种根本性的断裂。从博丹的政治经济学文章开始，到罗尔斯的警惕，丹尼尔·贝尔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轴心领域的分割，可以看到经济顶多可以渗透到行政，也就是说，经济不可以决定政治，但是可以决定行政。

　　艾伦·伍德在《新左派评论》1981年5/6月号有一篇文章《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分离》，专门描述二者分离。艾伦·伍德指出，资本主义中经济与政治的区别，是政治功能本身与他们分别在私人领域和国家的公共领域中进行分配的区别。这种分配反映了与剩余劳动占有直接有关的政治功能，和那一些与更为一般的公共目的有关的政治功能的区别。经济的区别，实际上是政治领域内的一种区别。

　　当然，我们不应该把资本主义中政经在形式上的分离，误以为是政治支配关系实质上退出了生产领域，在制度上政治推出分离，然而又作为潜在的普遍利益出现。政治上的不平等没有印刻在市场中，但是就像法律背后的暴力，虽然是理性的，但是绝对没有消失。

　　所以美国并没有把经济当作政治的基础，经济-行政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政治。国有化和私有化，都不会改变政体性质。千万不要站在经济决定论的井里观天，看制度的变化。对于美国来说，经济危机不是政治危机。金融危机会造成政府的垮台，但不会造成宪政制度的垮台。

　　自由必然是政治的，是在法律之下的自由，我们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经济学，经济上提供的解放，仅仅是让人们可以参与政治，享受自由。也就是前政治条件。

　　政治可能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民族国家就是如此。民族国家预设了自由，但是规定了必然与自由的边界，例如纳税的义务。

　　我看斯密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论证，也仅仅限于市场经济可以为穷人提供食品，免于生存危机，也就是从自我保存出发的。斯密眼中的自由，仅仅是政治自由，而自由与共和发生关系。斯密虽然说商业可以给统治带来影响，但也没有说促成共和。

　　可能是一系列连串的误会造就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念。有经济学家考证，经济稀里糊涂跟“自由”攀上关系，不是米塞斯的原创，就来自冷战时期美国媒体的意识形态宣传。把“市场”跟“自由”拉扯起来的源头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进一步的含义应该是：这两人在哪里提出的？初步看，哈耶克是在《通往奴役之路》，弗里德曼是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自由并不能直接走向政治自由。我认为政治应保障个体生命的存续。这也是罗尔斯的看法，否则他说的社会合作条件要失败。为了保障个体生命的存续，福利问题或许可以交给政治，道德问题绝对不行。

　　（作者系北京学者）

　　美国并没有把经济当作政治的基础，经济-行政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政治。国有化和私有化，都不会改变政体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