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意识到自然法所赋予的权利，借此把自己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那就是善，因为他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有效地帮助了别人，他发挥自己的才能就是为他人争取权利。

　　通常，人们把规则分为人为设计的，以及演化形成的两种，前者如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后者如货币、语言，道德与法律等。追根溯源，这两种规则其实都是个体行动的产物，不同的个体行动，就会产生不同的规则。若要探寻个体行动与规则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认为有必要引入自然法这一概念，如此，也才能得到更好的解释。

　　何谓自然法？简言之，其可以概括为：只要不直接损害他人的事，就都可以去做，或者从另一角度：不能对他人施加强制，假如他人的行动不直接损害到你及社会中的其他人。显然，自然法与前面所提到的两种规则（人为的、演化的）是不同的，前者比较抽象，后者相对具体。也就是说，自然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个人究竟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由于规则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个体的权利，因此，人们需要认识到，他们不仅拥有那些由既有的成文规则、道德法律所规范的权利，同时也拥有自然法所赋予的权利。

　　可以说，这两种权利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自然法所确定的权利很大程度上是个体的、主观的，而成文规则、道德法律所规范的权利则是一般的、客观的。这就是说，由自然法所确定的权利，假如还未被个体所意识，那么这些权利对他而言形同虚设。而那些由成文规则、道德法律所规范的权利，则无论个体有没有意识到，都是客观存在的实体。为简化说明，我们可以以个体为中心，画两个权利的同心圆，内圈层表示由成文规则、道德法律所规范的权利，外圈层表示由自然法所确定的权利，外圈层比内圈层大，这表示自然法实际上涵盖了成文规则、道德法律，比后者的范围更大。另外，内圈层的大小是确定的，而外圈层则是不确定的，其原因在于它的边界取决于个体的意识，会因人而异。换言之，假如个体完全没有自然法意识，那么外圈层与内圈层就完全重合，对他而言，超出成文规则、道德法律的那些自然权利相当于不存在。

　　一般来说，人们大都在内圈层活动，仅行使着那些由成文规则、道德法律所确定的权利。当个体跳出内圈层，进入外圈层，去享受自然法所赋予的权利时，他的行动空间会随之大为扩展，但这并非易事，因为他的行动很可能为目前既有的成文规则、道德法律所不容。为此，他不得不承担制度的风险，然而，正是少数人如此这般“勇敢”的举动，才推动了成文规则、道德法律的演变，使内圈层不断向外扩展。这些推动制度演化的人，即通常说的企业家，包括制度企业家。

　　这些推动制度演化的企业家，与普通人一样，考虑的也只是实现自己的目标，获得自己的利益，但区别在于，他们不是在既有的成文规则、道德法律下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在自然法的体系下实现自己的目标，获得自己的利益，他们做自认为合“法”（符合自然法）的事。于是，他们在制度上、经济上的冒险行动无意中扩展了其他人享有权利的边界。比如，打车软件一开始在很多国家都不具有合法性，为当地的法规所不容，但后来，之所以会较大程度地被当地的政府接受或默认，使消费者得以享受到这项服务所带来的便利，这主要归功于企业家的开拓，对自然法的实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权利不是因为有了规定才获得的，比如现在几乎人人都拥有了使用手机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显然不是源于政府的规定，而是企业家创新、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间接地改善了他人的权利，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权利的外部性。这方面，比打车软件更为典型的例证就是奴隶制的瓦解。奴隶制是如何瓦解的？是某个领导人规定其不合法，所以才被瓦解的吗？当然不是。可以说，它是被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所摧毁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一方面，奴隶主意识到把奴隶出售给资本家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奴隶自己也意识到为资本家而不是奴隶主卖命更利己，于是，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奴隶制渐渐地就自动瓦解了。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人们若在自然法的框架内追求商业利益，无意中就改变了现代人眼中的恶制度。

　　以上的论述也使我们对所谓的善恶有了新的认识。其实，善恶并非人性问题的本源，人之初，究竟是性善？还是性恶？这是一个伪问题，可以说，善与恶都是与个体的行动有关的。首先，善是对个体而言的，当一个人意识到自然法所赋予的权利，借此把自己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那就是善，因为他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有效地帮助了别人，他发挥自己的才能就是为他人争取权利。相应地，若一个人随波逐流，不愿也不敢跳出既有的制度框架，那就是恶，用阿伦特的话说，即“平庸之恶”。由此，也可见，不重视个体的权利，主张个体服从既有伦理习俗或他人的所谓人道其实是虚假的善（伪善）。换言之，重视和保障个体的自然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只有如此，那些有助于改善个体幸福与福利的产品和制度，才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人们的生活才会不断地得到改善，我们的世界才会不断地走向文明。（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