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读法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史的书籍，让我丰富了对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的思考；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习总书记所提到的孟德斯鸠，是法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对人类社会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三百多年来，他像璀璨的明星闪耀在历史的天空，至今依然光彩夺目。

　　丰富阅历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鸠出生在法国波尔多一个庄园，早年就读于朱伊公学，1708年毕业于波尔多大学法律系，在波尔多高等法院做过一段律师，去巴黎旅居了近五年，又回到波尔多高等法院任推事。1716年，他获得波尔多高等法院的庭长职位。

　　尽管孟德斯鸠从事的是法官职业，却热衷于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在获得庭长职位之前三个月，他就当选为波尔多科学院院士。1721年，孟德斯鸠发表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作者假托两个周游欧洲的波斯贵族彼此通信，利用场景变换、故事交叉，使读者不知不觉间进入一种异国情调，借书中人物的反应、看法、判断和感想，从不同角度对法国当时社会进行抨击。这本书的出版，使孟德斯鸠一举成名，开启了启蒙时期的新纪元。

　　成名之后，孟德斯鸠来往于波尔多与巴黎之间，出入巴黎文化沙龙。从1728年5月起，孟德斯鸠踏上了周游欧洲的旅途，为期长达三年之久。他的足迹遍布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德国和荷兰。此间，他考察和研究了这些不同政体的国家（王国、公国和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为日后写作积累了大量素材。1729年10月底，孟德斯鸠离开海牙，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当时英国由于军事上的成功和光荣革命而在欧洲享有很大的威望，对知识分子颇有吸引力。旅英期间，孟德斯鸠与王公贵族、知识界都有交往，接触了洛克、霍布斯的学说，参加过议会上下两院的会议，对英国的思想和制度做过深入研究。

　　倾心著述

　　从英国归来，孟德斯鸠在家乡隐居了两年。此后，他又重新按照旅行之间的节奏行事，来往于家乡与巴黎之间。乡土让他牵挂，巴黎也难以割舍，那里的朋友、图书馆和文化沙龙为他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与灵感。他的身影在两地之间摆动，心思却倾注于研究与写作。

　　孟德斯鸠于1734年出版了《罗马盛衰原因论》，这本书虽然不像《波斯人信札》那样风行，却是一部更为严肃的著作。他从罗马的历史出发，思考这个帝国何以由盛而衰，以期从中找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个宏伟的抱负，但由于篇幅不大且过于简练，故而不尽如人意。伏尔泰当时就提出批评：“全书通篇都是概述，与其说是一本书，还不如说是一本用奇怪的风格写成的精巧目录。不过，要想把这样一个题材充分展开，绝不能有任何束缚。”伏尔泰的批评过于严厉，也不无道理。但这本书只是一个前奏而已，更为宏大的著述早已孕育在孟德斯鸠心里。

　　许多年来，孟德斯鸠一直在构思一部鸿篇巨制。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与思考，他终于写出了巨著《论法的精神》。这部著作于1748年8月在日内瓦出版，一年内重版22次。《论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鸠一生思考的结果，甫一面世就震动欧洲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美好的著作。”一位叫塞拉蒂的神甫一口气读完此书，禁不住赞叹：“每一行都像一个火炬，照亮了许许多多重大的问题，促使人们用一种宏大和内在的与一种整体性的政治相联的方法，去观察这些重大问题。”在获得如潮好评的同时，孟德斯鸠也遭到猛烈的批评与攻击。支持者与反对者都纷纷撰文论战。教会当局、教廷审书局和索尔邦神学院甚至提出诸多指控，试图禁止此书的发行。

　　当时法国为君主专制国家，封建贵族与高级僧侣属于统治集团。孟德斯鸠的学说主要是抨击腐朽的封建主义、狂暴的专制政体，而教会又是它们的堡垒，所以他反对神权政治，认为体现人的理性的法律才是治国的根本，主张科学与神学分开、人与上帝分开。由此看来，《论法的精神》的出版引起教会的猛烈攻击也就毫不奇怪。面对保守势力的围攻，孟德斯鸠毫不退缩，果断发表《为〈论法的精神〉辩护》予以反击。

　　丰碑长存

　　《论法的精神》凝聚了孟德斯鸠思想的精华，涉及人类社会各种基本问题。孟德斯鸠认为，一般的法律是人类的理性，各国的法律是人类的理性在不同场合的适用，因此法律与政体、自然环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都有关系，而这些关系构成“法的精神”。

　　在这部巨著中，作者阐述了自然法理论、法和法律定义，法律与政体关系，以及政体分类、各种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等问题；提出了分权学说与君主立宪，肯定英国的君主立宪，认为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权与相互制衡，是公民自由的保障；论述了自然条件与政治法律的关系，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制约性；论述了法律与工业、商业、货币、贸易、人口及宗教等关系，主张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反对横征暴敛，促进国际交往和世界和平，等等。

　　当然，《论法的精神》并非完美无缺。书中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作者所表述的自然法概念的含义前后不一。他对英国的诸多看法互不一致，时而赞扬共和政体，时而赞扬君主政体，一面反对宗教，一面又肯定它的作用。尽管如此，瑕不掩瑜，且不说书中有诸多卓越的创见，仅其分权与制衡理论就堪与牛顿的经典力学媲美，因为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仅彰显了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取得了实践上的成功。美国开国元勋对孟德斯鸠的学说理解得非常透彻，他们将分权理论应用到制宪之中，以此建立联邦共和国。对此，汉娜·阿伦特在其名著《论革命》中做过全面解析，并给予充分肯定。

　　清朝末期，我国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首次将《论法的精神》介绍到中国，把它译名为《法意》。在《法意》按语中，严复对传统专制政体予以尖锐批判。鉴于当时中国民力、民德、民智三方面都落后，严复不同意急进，而主张渐进，希望通过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鼓民力、新民德、开民智，逐步使国家走上法治之路。《法意》的出版，在我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清末改良派志士接触西方启蒙思想，最引起他们注意的就是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时期历次的宪法、民法、刑法等等，其中许多重要思想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皆有渊源。

　　时至今日，《论法的精神》所论述的重要思想仍未过时。如书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线的地方才休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论断，不仅是对孟德斯鸠上述观点的直接回应，而且是解决权力腐败的治本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