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谭克扬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阐述的这些内容，成为全社会尤其是经济界关注的热点。为解读和贯彻好上述精神，记者专访了省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主任梁志峰博士。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您认为它有何重要意义？

　　梁志峰：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虽然只有两字之差，却有着深刻的意义。

　　其一，对于认识和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围绕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的，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作用与力量一步步得到释放，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这场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这是我们党认识市场经济规律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

　　其二，对于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从十四大以来，我国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基本实现了由国家计划配置为主向市场配置为主的转变，但目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在一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要产品等开发与发展上，仍然主要由政府作决策。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竞争不充分，政府权力过大、审批过杂、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经济发展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从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记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核心是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请您谈谈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梁志峰：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我觉得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看：

　　从历史进程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经历了逐渐演进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自由主义时期之后，经历了1929年经济大萧条爆发后盛极一时的国家干预，1970年出现经济滞胀现象后的新经济自由主义，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强力推出各种救市政策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经济10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变化的、发展的，不是谁有谁无、谁多谁少、谁强谁弱的问题，而是市场失灵政府补、政府失灵市场补，是相辅相成的。

　　从理论逻辑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呈现出多种模式的选择。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努力探索的重大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作为西方经济理论的两大基本流派，几乎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随着经济现实的变化而此消彼长、不断发展，两者既相互对立、相互影响，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国内理论界也形象地提出过“大市场、小政府”、“强市场、强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政府”等模式，起到了理论争鸣、启迪思维的作用。

　　从实践过程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创新。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表明，既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又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着眼于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考虑到市场基础性作用的路径依赖，更加具有实践特色，更加符合中国国情，更加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创新。

　　记者：您认为在具体实践上，应该采取哪些重要举措，才能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

　　梁志峰：知易行难。当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应从三方面落实：

　　一是用“体系”来替代“体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以此代替过去那种通过行政管理体制计划配置资源的做法，通俗地说，就是要“多找市场，少找市长”。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完善资源性产品和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推进利率市场化，促进资源在更大范围的优化配置；打造市场信息平台，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和现代产权制度，为建设全国性现代市场体系提供基础保障。

　　二是用“限权”来确保“放权”。“限权”是“放权”的逆向思维，我们要善于运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只告诉市场主体不能做什么，至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怎么做，都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变化作出决策，政府就扎扎实实地管好“负面清单”内的事，真正解决好政府职能模糊定位以及错位、缺位、越位等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绝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而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各级政府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善于底线思维，注重宏观思考，深入研究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克服宏观调控行政化、微观化、短期化倾向，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推动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增强市场活力；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广大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共同富裕。

　　三是用“治理”来超越“管理”。“管理”存在着主体与客体、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分，而“治理”强调各利益相关者平等的共同参与、协同管理；“管理”是自上而下的刚性模式，而“治理”则包含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横向流动的复合型模式，更加注重协调性、灵活性。在治理模式下，政府必须克服“家长”、“首长”思维，强化群众观念，与其他市场主体一起坐“长条凳”，以平等身份对话交流，协同解决问题。在治理模式下，政府、企业与社会各主体良性互动，可使各种积极要素得到充分调动，使人们的创业创新热情竞相迸发，使社会财富创造源泉纷纷涌现，大力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