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福田区法院率先全面推行审判长负责制改革，现有合议制和独任制两种审判团队。就这项改革的利弊与未来，本报采访了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先生。

　　文汇报：作为一个有近三十年律师生涯的“老法师”，您对审判长负责制改革怎么看？是否有助于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境况？

　　田文昌：我完全支持审判长负责制改革，这是走向审判独立的关键步骤。中国司法改革追求独立、公正，必须如此。

　　为什么会有审判委员会，出现“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主要是因为对法官不够放心，这种担心初衷虽好，但机制不对。

　　“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就是最终没有人对案件承担责任。而审判长负责制的最大好处在于，案子由审判长负责，权责明确。

　　文汇报：合议制审判团队如果长年审理一类案件，会否产生小集团利益，进而滋生腐败，影响司法公正？

　　田文昌：只要权力大了，监督都必须跟上；有了监督，才能保证司法机关不走歪路。

　　舆论监督多了，也许有人会说“媒体左右司法”、“舆论杀人”，其实出现这些问题，主要责任不在媒体，而在司法机关。如果司法机关自己没毛病，“身正不怕影子斜”，人家怎么骂都没用。如果心里有鬼，才会害怕监督。

　　当然，媒体也必须坚守自己的底线，可以评论、评价、跟踪事实，但不能说假话、不能造谣诽谤。有了强大的媒体监督，司法才能保证透明、公开、公正。

　　还有，就算出现所谓“舆论左右司法”的现象，也不能因噎废食地否定、削弱媒体的监督作用。独立是法院的权力，监督是媒体的责任，司法独立和媒体监督的关系并不是冲突的，只要司法机关能够依法作出公正、合理、正当的判决，媒体再监督也不怕。

　　文汇报：由庭长、副庭长来出任审判长，是不是有利于法院的去行政化？

　　田文昌：法官本来就应该以审案为主。法院院长、庭长都不该只是行政官员，按照院长、庭长、法官这样的序列来设立行政级别，行政化倾向太强了。

　　大法官应当是个业务称号，但是在我们按照行政级别来设置院长的情况下，法院院长一律封为大法官，就很值得商榷。个别院长并不懂法，他怎么能审案，怎么能称之为大法官？这样的问题，需要体制上的手术才能解决。现在，提出法官采取单独序列，我觉得这一改革很好，法官就不该被贴上行政标签。

　　文汇报：独任制审判团队，会否导致法官个人权力过大？

　　田文昌：有人担心法官权力过大、法官的能力水平等问题，会影响司法公正，就这点而言，关键是在给予法官更大权力的同时，怎样做好监督。

　　至于法官的能力水平，可以考核，竞争上岗，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说，审判团队里，真的出现什么磨合不当，还可以换人、轮岗。法官独立办案，一要排除行政干预，二要加强媒体监督，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

　　当然，目前状况下，法官的理念和水平问题，也不无令人担忧。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一方面要提升水平，更重要的是，加强立法的明确性。在法治建设发展的初期阶段，明确具体的刚性立法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明确的立法加上强有力的监督是实现独立司法的重要基础。

　　文汇报：您对审判长负责制改革的未来抱有怎样的期待？

　　田文昌：对其他地方法院而言，深圳福田法院的改革具有标杆意义，希望它能够走得更长更远。现在，主要是合议制和独任制两种团队模式。我相信，合议庭只是一个过渡，最后肯定是独任制。从法院独立到合议庭独立，一层层下去，最终肯定是法官独立，会出现越来越多职业化的法官。

　　怎么防止司法腐败？一是待遇，一是监督。在一些司法比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法官待遇都很好，法官很珍惜这份职业，不容易出岔子。而且，每个法官的所有判决书都是向社会公开，媒体随时可以查阅。真有一两个冤假错案被曝光，法官的职业生涯就彻底毁了。

　　现在，我们的法官待遇不够，这是个现实问题。媒体监督有时不太正常，要么猛攻一阵，要么乱说一气。还容易碰到行政干预。如果法院审判不能依法独立公正地进行，审判活动受到权力的巨大干扰，法官心里明知道依法应该怎样，还置法律于不顾，迁就所谓一时或者局部的民意，只想摆平社会的呼声，而不考虑法律的规定本身，忘记了依法才是整体民意的真正体现，司法怎么可能公正？司法改革要坚持走下去，否则，法治社会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