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金 晶

　　记者：从沿海到沿边，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踏上了“双向开放”的步伐。将对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万季飞：沿海开放和沿边开放构成了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一个完整体系。我国沿海开放起步较早，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的建立拉开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序幕。近些年，沿海开放城市抢抓先发优势，运用国家激励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沿边开放最早实施于1992年，范围逐步涉及广义上的西部。西部地区与周边14个国家和地区接壤，具备天然的地缘优势。相比沿海地区，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基础虽然薄弱一些，但潜力巨大。随着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向西开放门户、东盟合作高地和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等开放区位的逐步确立，我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特别提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也是对沿边开放的进一步关注。

　　记者：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样的时代背景赋予对外开放怎样的新内涵？

　　万季飞：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将得到同步提升，而且是一种量质齐增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比如，对外贸易开始由低端的加工贸易转向高端的高新技术贸易；上海自贸区实行的负面清单制度，加大了对外交流的力度。此外，投资环境的改善、外汇开放、简政放权等诸多因素共同发力，我国会呈现出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不仅如此，我国内陆地区也正成为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在承接产业转移上也不是简单地“照单全收”，而是根据自身优势确立开放格局。随着我国铁路、公路、空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加速，区域间的时空距离和产业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记者：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会给我国及周边国家的发展带来哪些机遇？

　　万季飞：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有利于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进一步提升与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合作水平，带动全球资源在国内的有效配置。在国际方面，我国和周边国家的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相异，在贸易、投资等方面的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随着互联互通的不断推进和多元化合作的逐渐深入，周边国家可受益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也可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获益，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互利格局，推动周边区域经济的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