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特区报记者 周国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王振中教授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蔡继明教授百年之后，他会在其墓碑上刻下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息的是一个言必称价值的人”。这一语至少概括了蔡继明近30年学术生涯的主旋律。翻开他的科研成果目录，在已发表的229篇学术论文中，至少有84篇是有关价值和分配理论的；而出版的8部学术专著，大都是有关价值和分配理论的。

　　深圳特区报：价值理论作为经济学最基础最抽象的理论内容，一直被许多人视为畏途，你为什么将它作为自己长期重点研究的课题？

　　蔡继明：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经济思想的重大革命往往都发源于价值理论的革命。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分歧就在于价值理论。所以，凭借我对经济思想史的理解和对现实经济生活的感知，我的学术生涯伊始，就选择了价值理论研究这一领域，并从中得到了无穷的学术乐趣。

　　深圳特区报：你对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首先，我摒弃了那些认为“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决定的，与交换无关”、“价值决定与供求无关”以及“供求论和均衡价格论是庸俗的价值理论”等陈说，从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调节价格运动的规律这一价值的本来涵义出发，阐明了价值是由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的，这种“共同决定论”与“供求论”或“均衡价格论”在价值形成机制上是一致的。

　　深圳特区报：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论，非劳动生产要素是不参与价值决定的，你以为如何？

　　蔡继明：我的研究发现，只要承认劳动生产力或生产函数是多元的，即承认劳动生产力本身是由包括劳动和非劳动要素在内的多种因素决定的，最终也会得出非劳动要素参与价值决定的结论。

　　深圳特区报：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创造价值，才是生产劳动。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蔡继明：我认为，根据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从生产劳动一般的角度看，凡是创造使用价值，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有形的（物品）和无形的（劳务），都是生产劳动；从生产劳动特殊的角度看，只有生产商品（包括物品和劳务、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劳动即创造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从生产劳动个别的角度看，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只有这样理解生产劳动概念，才能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建立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深圳特区报：据了解，你还提出了一个独树一帜的广义价值论，这个理论与其他价值理论有何不同？

　　蔡继明：广义价值论是关于分工交换和价值决定的一般理论，它以李嘉图比较利益说为基础，借鉴了劳动价值论、均衡价格论、斯拉法价值论的合理成分，认为比较利益是分工交换产生的条件，均衡的交换价值即广义价值是根据比较利益率均等的原则确定的，比较生产力与广义价值正相关，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广义价值决定，劳动价值仅仅是广义价值的一个特例。

　　深圳特区报：你提出的如此抽象的价值理论有何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呢？

　　蔡继明：媒体曾称我是“土地委员”，因为如你所知，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15年中，写了33份有关土地制度改革的提案，我们不妨就从我是如何研究土地制度谈起吧。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对价值理论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土地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所以我从1982年就开始了对马克思地租理论的研究。马克思地租理论一向被认为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最复杂的，从而使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的内容之一。我不仅在劳动价值论和平均利润理论基础上重新解释了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来源及其量的规定性，而且把地租理论研究扩展到所有部门，进而构建了商业地租理论、银行地租理论、采掘业地租理论和宅基地租理论，从而填补了我国地租理论研究中的诸多空白。在此基础上，我也就顺理成章地开始了对土地制度的研究。应该说，我对土地制度的研究是以我对地租理论以及价值理论的长期研究为基础的。

　　深圳特区报：你和谷书堂教授提出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与价值理论有关吗？

　　蔡继明：当然是密切相关。应该说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只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关系的一种现象上的描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分配形式的实质是什么，需要学者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在谷书堂教授指导下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我和谷书堂教授的最初合作就是有关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研究。

　　由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多种所有制，还存在着商品经济，劳动者的劳动还不具有直接的社会性，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稀缺性不仅直接影响到劳动的边际产量，而且影响到单位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所以，按劳分配所赖以实现的一切必要条件都不具备。

　　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种分配形式进行了理论概括，指出多种分配形式的实质是“按贡献分配”，即按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对社会财富（即价值）的创造所作出的贡献进行分配。按贡献分配是以承认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价值创造为前提的，具体说，就是以我所创立的广义价值论为基础的，这不仅是对传统的按劳分配理论的修正，更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挑战。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强调以要素贡献为基础的非劳动收入不是剥削收入，剥削与私有制没有必然的联系，消灭剥削和发展私人经济及保护私有财产可以并行不悖，人类的最终理想不是消灭或实行什么所有制，而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确立下来；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可以说，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提出，无论是否得到学界和官方的认可，对自己探索真理的精神和坚持真理的勇气都是一个考验。

　　深圳特区报：学者作为普通人，也有柴米油盐的世俗烦恼，而学术研究是一条寂寞之路，探寻真理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志向，你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下的学术研究？

　　蔡继明：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既要善于发现真理，更要勇于坚持真理，切忌急功近利、人云亦云、见风使舵、随波逐流。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有许多诱惑，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应该以学术研究为本。我们既要有探索真理的执着，又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本产生在民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官方的任何资助，而是始终保持着完全独立于官方的学者身份。他们极端鄙视那些对统治阶级奴颜婢膝、阿谀奉承，为现行制度歌功颂德的经济学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保持了公正无私的科学家的品德和客观的立场，因此，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只有独立于任何既得利益群体，不唯上、不媚上、不畏上，一切以民族、国家和社会利益为重，以逻辑一致性和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才能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揭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规律，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回顾30余年的学术生涯，我聊以自慰的不仅在于能够甘于寂寞潜心研究抽象的价值理论数十载，而且在于始终保持了学术观点的逻辑一致性，从未见风使舵或迫于压力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