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国

　　环境保护的动力也可以来自市场。就中国目前的实际而言，完全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治污很可能会导致高昂的经济代价。因此，行之有效的污染治理机制必然涉及政府顶层设计和市场激励机制设计。

　　环境经济学考虑得最多的就是人的行为

　　文汇报：环境问题事关全世界、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内外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都在关注和研究环境问题。在您看来，与其他学科的环境研究相比，环境经济学有哪些特色？是在什么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目前发展状况如何？

　　赵金华：环境经济学考虑得最多的就是人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怎么进行机制设计和政策制定，这是环境经济学和其他环境学相比最大的区别和特色。环境经济学最关注的是激励，当一项政策、举措、新技术推出之后，环境经济学家首先想到的是大家的反应是什么？会不会采纳它？比如，环境经济学在评估一项环保技术的时候，不仅考虑企业用了新的技术之后能减排多少，而是先考虑有了这项技术之后，企业是否适用，什么情况下会用，用得对不对，是否每天都用，怎么样激励企业去用这个技术。

　　环境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经济学任何领域的发展，都有社会背景。一旦社会出现问题，经济学就将回应它。环境经济学也是这样，真正发源于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环境保护运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遇到石油危机，环境经济学中关于石油能源的研究就发展起来。随后，伴随西方政府对于污染的政策法规越来越广泛，研究人员发现政府以直接命令或控制型政策所起的效果并不好，环境经济学中基于市场管理手段的研究就随之发展起来了；现在大家发现气候变化是社会关注的重点，环境经济学里面的一大部分人就又开始做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社会上出现了新问题，要么是发展新的学科，要么就是在已有的学科里扩展再去研究一些新的问题，所以环境经济学发展过程特别清晰，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需求而发展起来的。

　　在国外，环境经济学已经属于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是经济学学科中比较重要的分支学科。首先，从学科整体力量来看，该学科研究人员、杂志、发表论文的数量，都非常多，对环境经济学感兴趣的学生也很多。其次，国外看一个学科，尤其是社科类学科成不成熟，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是看它对社会及政策的影响。环境经济学在国外对政府制定政策影响很大，比如可交易的污染权、美国二氧化硫的交易、京都议定书中的碳排放交易等。可见，环境经济学在西方是比较成熟的，随着全球环境资源方面的挑战逐渐加剧，环境经济学也相应地在继续发展。

　　文汇报：在中国，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情况如何？

　　赵金华：环境经济学在中国还属于初级阶段，这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师资数量都比较少，对此感兴趣的学生也比较少。造成这种与国外鲜明差距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对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建设重视不够。一提到环境问题，大家想得更多的还是自然科学、环境工程等方面。在社会科学方面，如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等领域，还鲜为人知。从长远看，肯定需要依赖环境经济学这样能够对政策、企业、个人行为进行深入剖析的学科，只有把其中的这些关系理顺，制定出来的环保政策才是可持续的。所以，应该对环境经济学进行大力扶植。

　　第二，对于环境方面跨学科的研究支持力度不够。国内的研究基本上工程问题就是工程问题，环保政策问题就是政策问题，没有有效结合。而实际上恰恰是工程学科专家非常需要社会科学告诉他人的反应是怎样的，政策方面专家也需要了解实际的环境运作规律是怎样的。跨学科的研究在国外的支持力度非常大，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对跨学科的环境研究项目支持比重越来越高，而对纯学科的支持比重越来越小，对于很多比较重要的环境问题，比如水、温室气体等问题研究，资助的都是跨学科的课题。

　　文汇报：对个人、企业和政府来说，实施环境保护的动力何在？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如何使其各自都采取自觉的行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改善环境？

　　赵金华：环境保护是一个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有一个特性就是仅仅依靠市场的话就会供给不足。大家都想别人做而自己不做。如何激励大家投身环保？首先，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规则，因为环境是一个公共物品，政府只有把公共环境变好了，才算完成职责。所以政府要么提供一种环保标准，要么是通过征税等一系列政策来约束大家的行为。从企业角度来讲，环境保护的动力可以来自市场。比如，在美国，很多企业自愿做环保，因为这样可以树立或改变企业的形象，环保的概念股都卖得很好，因为公众比较在意这种企业形象。对于个人来说，提高公共的环保意识非常重要。老百姓对于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希望政府能允许公众参与，大力发展NGO等公益组织来调动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政府应该提倡环境方面的NGO发展，公众参与度强了，环境意识会变得更好。

　　文汇报：您是美国环保署科学咨询委员会环境经济分委会委员，该委员会具体职责是什么？委员们是如何影响美国政府制定环境政策的？在中国的环境法规制定和环境治理中，如何更好地搭建起一座政府环保部门与学者建言献策之间的桥梁？

　　赵金华：美国环保署制定环保政策时强调政策的科学性。科学性体现在：一是公开政策制定及实施的过程，让大家都来评论监督；二是美国政府对于每一项政策都会事前进行评估及成本效益分析。评估的过程非常科学，咨询委员会就是要保证评估是有科学性的，而不是政府自己对自己进行评估。在美国进行政策评估，一定要做鉴定。环保署中的各个分委员会，对政策中涉及到的不同方面进行鉴定，涉及到经济方面的，就由我们环境经济学分委员会来评估鉴定。整个评估过程就像审核论文一样，非常规范和严格。

　　在中国，建立起政府环保部门与学者建言献策之间的桥梁，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双向公开。政府公开政策制定的过程，让专家能知道政府要做什么，怎么做。同时，专家的建议政府能听得到，能多听。这里指的专家是包括大学科研人员在内的人员，而不仅限于政府部门内的科研人员。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可相互促进

　　文汇报：海德格尔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人，当诗意地栖居。”对于世界上那些生活在严重污染环境中不能自由呼吸的人们来说，“诗意地栖居”就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大范围高浓度的雾霾灾害，影响了人们正常的工作与生活，同时给身体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针对近来中国频发的雾霾天气，您如何评价？觉得应该如何治理？

　　赵金华：旷日持久的大范围雾霾天气再次引发了我们对环境的深深忧虑，也再度敲响了治理污染刻不容缓的警钟。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却也十分高昂。雾霾问题仅仅是凸显的环境污染问题中的冰山一角，土壤和水的污染也已经到了必须全力治理的程度。

　　治理雾霾污染问题，首先要有直接针对空气质量的立法。伦敦的污染事件直接推动了1956年英国清洁空气法案的通过，美国于1963年开始实施的清洁空气法案。在这些关于空气质量的法案通过之后的数十年间，英国和美国的空气质量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其次，保证环境监管部门的独立性，理清环境监管的关系。此外还要建立权威的、更加透明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比如，美国环保署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数以千计的空气污染物检测站点，同时还有很多流动的空气质量监测车，通过流动的取样来监测各地的空气质量，从而为执法监管提供权威准确的数据。

　　再次，是要严格治理机动车尾气。中国雾霾的成因中，汽车尾气污染排放对城市空气污染分担力占比约为20%至25%。所以治理机动车能显著减少大气污染，这也是国外治理大气污染常用的方法。最后，依靠“从量”的气体污染物控制手段。比如，企业每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都有与之对应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如果企业违背了这个标准，该企业需要从其他企业购买污染物的排放指标或接受环境监管部门的处罚。然而，目前中国企业污染物排放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从价”的手段，即企业根据排放量的高低向环境监管部门交纳排污费，这样的手段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监管部门对于总的污染物排放量不可控，因为企业只要付费就可以排污。

　　文汇报：在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环境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有人认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一对矛盾体，现阶段保护了环境往往就限制了发展。您如何看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赵金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看。短期内两者确实有竞争的关系，但从长期来看，很多方面是互相促进的。首先，如果一开始就坚持绿色发展，企业有这方面的限制，当排污被施以重罚之后，企业要么会找新的技术，提高效率，要么会选择其他不易产生废物的原材料。这样就会直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从长远来讲，企业的生产力也就随之提高了。

　　其次，环境的政策可以促进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现在老讲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常常是用产业政策来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其实环境政策也可以帮助调节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