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访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精品奉献人民。”全国政协委员、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在商务印书馆等平台上出版了诸多精品力作；作为一名学者，在新闻出版及历史学领域发表了大量真知灼见。精品力作是如何“出炉”的？作为出版工作者，如何坚持这种初心？在媒体融合的大趋势下，商务印书馆如何融入时代潮流？围绕这些话题，本期栏目邀请于殿利委员结合自身出版经历与学术实践，谈谈新时代出版业的新使命。
        创新主题出版担当时代使命
        记者：书籍是文化的承载者。您认为什么样的书籍可以称得上精品？
        于殿利：顺应国家之需、民族之需、时代之需，能够引领学术、顺应潮流的传世之作一定就是精品。拿我所在的商务印书馆来说，120年来，商务印书馆始终坚守“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初心，在传承与光大中华文化的宏阔语境下从事出版，在创造与建设现代文明的出版实践中塑造文化，坚持传播先进思想与先进文化，出版了一系列传世精品，包括《四部丛刊》《四库全书》和《万有文库》为代表的古代典籍和现代知识丛书，《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为代表的中外品牌工具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和“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等为代表的学术著作。
        在新时代，商务印书馆着力加强内容建设，积极创新主题出版，推出了一系列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治国理政新理念的精品力作，如“中国道路丛书”“国家治理丛书”“一带一路”系列图书等，澡雪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在文化理想的光照下走出了一条波澜壮阔、利国为民的出版自强之路。
        记者：出版与书籍紧密相连。一部经典书籍从酝酿、创作、包装到面世，出版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于殿利：出版是一个价值生产的过程。我曾写过一本书《出版是什么》，主张从出版的起源处来探究出版。出版活动是人类存在的标志，而书籍则是这种存在的外化表现。出版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手段，福柯曾经说过：“在18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生命强力、劳动多产或语言的历史深度也不存在。人完全是新近的创造物，知识造物主用其双手把他创造出来还不足200年。”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有出版就没有人的存在。出版活动还保证了人的精神性存在，宣传、倡导和鼓励好的思想、情感和冲动，让其对促进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发挥积极的作用。出版的引导作用贯穿于书籍生产的整个过程，渗透于书籍生产的方方面面。
        记者：出版工作者及出版企业如何做到以高质内容为本、以社会效益为先？
        于殿利：做企业做到最终和最高就是做文化。孔子在《论语》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者要有德，做企业也不例外。
        作为出版企业来说，社会效益首先体现在，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以为大众提供高品质的文化服务作为第一要务。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加强了主题出版力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原创著作的出版力度，推出了一系列反映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准的图书。国运和国势的发展决定了我们产品的运势，我们需要顺应和把握国家之大势、出版之大势，创新选题观念，着力推出体现品牌厚度、弘扬民族精神的好选题、好产品，用知识改变社会，用思想推动社会进步。
        还有一点，我认为是出版企业需要着力的方向——要做更多的公益和文化活动回馈社会和读者，努力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担当着时代赋予的使命。近年来，为建设书香社会，助力全民阅读，商务印书馆先后开展了“字典下乡”“小乡村，大课堂”“放飞梦想的翅膀”“中国阅读行动”系列公益活动；推出了“乡村教师补贴计划”；并在河北武安、山西高平、安徽绩溪、四川映秀等地陆续成立了乡村阅读中心。同时，积极推展“汉语盘点”“菊生大讲堂”“年度人文社科好书评选”“涵芬楼系列书店”“书香七进”系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
        立足大出版放眼大时代
        记者：媒体融合是出版大势。您觉得，媒体融合对出版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于殿利：真正的媒体融合时代，是从出版融合到融合出版。在这个阶段当中，“出版”已经是一个大概念，内容提供的方式从传统的纸质出版，到电子书，到专业的数据库，到定制化的知识服务平台，全面覆盖、无所不包。在这一阶段，人工智能进入出版领域是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划时代的事件，它使媒体融合凸显了两个新的特征。
        一是技术已经成为内容的一部分。海量的知识，在经过碎片化、数据化之后，成为可供选择和加工的专业数据库，基于数据库和不同读者层面的需求，内容提供商运用适合的技术或平台，使产品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满足了不同阅读方式的需求，产生了不同的阅读感受和体验。而出版恰恰是影响力经济，同样内容的不同表现已经产生了不同影响。
        二是技术正在创造着新的内容和知识。AI技术已经具有了超越大数据的特征，即自我深度学习的能力，其本身开始创造新知识和新内容。例如基于人工智能的对数据库的提炼和整合，在对用户信息分析基础上产生的不同形式的服务包、定向推送……通俗地讲，在这一个阶段，内容和技术经历了“对抗—融合—再造”业态的过程，才真正逐渐实现了“你已经不是你，我也不是我；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境界。
        媒体融合的这两个新特征带来的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这要求我们必须成为技术的主导者。
        记者：您所就职的商务印书馆，在媒体深度融合方面有哪些探索与开拓？
        于殿利：媒体融合对于商务印书馆而言，不是一种口号、一个概念，而是涉及编辑、生产、销售等出版各环节变革的一种积极作为。
        目前，商务印书馆在媒体融合方面确立了一个理想，那就是再造一个数字、科技和智能的新商务印书馆，在价值维度上实现从纸质图书到全媒体检索、到知识服务的完善，在产业维度上实现从传统出版企业到全媒体企业、再到平台企业的完善，在历史维度上继续光大120年品牌传统的基础，再造一个数字、科技和智能的新商务。主要的战略措施是建立一个全媒体的生产运营平台，从内容的集聚、分析、共享、编辑、生产、推广等多方面完成出版全流程的融合创新，以全媒体生产运营平台为支撑，建设若干个体现商务特色和优势的专业知识服务平台。目前设计和正在建设中的知识服务平台包括中国语言资源知识服务平台、人文社科年度报告（历史学）服务平台、全民阅读推广服务平台。
        记者：出版工作者需要具备怎样的素养？
        于殿利：出版活动是知识型活动、智慧型活动和思想型活动，其工作对象是知识，工作伙伴是知识分子，工作目标是出版有益的知识和思想。这就对出版工作者提出了比一般社会劳动者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出版工作者不仅要有胆，更要有识。所谓的胆，是有责任意识，敢于担当。所谓的识，是负责任的本事和本领，既包括专业能力即学识，更包括政治素养即觉悟。新时代对出版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我上任开始，就提出了“编印发一体化管理”，这是新形势下编辑的重新定位，目的是真正建立以内容为核心的立体化开发，立足大出版，面向大媒体，放眼大时代。
        推广乡村阅读推动版权输出
        记者：近年来，您撰写了多篇关于阅读方面的文章，也在积极创新全民阅读推广模式，比如商务印书馆在乡村和高校开设了很多阅读中心，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于殿利：推动全民阅读，关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乎国民素质、关乎社会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显著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全民阅读是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中国广大农民的阅读水平的提高，对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至关重要。所以商务印书馆一直在探索以专家资源做支撑、加强对乡村教师的阅读培训和指导、让乡村的中小学生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同时，依托学校阅读资源和场地来影响村民，探索一种以学校辐射村镇的乡村阅读推广新模式。比如，2018年商务印书馆在继续运营原有5家“乡村阅读中心”的基础上，新建四川汶川“映秀乡村阅读中心”，还举办“中国医学人文大会·书香医院论坛”“书香警营大讲堂”“青少年心理咨询公益讲堂”等针对特定人群的活动，丰富了全民阅读的内涵，全年组织活动近百场。
        记者：自成立以来，商务印书馆就积极译介国外优秀作品、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积累了宝贵经验。进入新时代，您和商务印书馆在这一领域如何充分展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更好阐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于殿利：图书出版是文化创新和文化积累的过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决定着中国出版的未来走向。
        近年来，商务印书馆一直在实施双向化、规模化、立体化“走出去”战略。我们与有着相同出版特色的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强强联合，针对全球市场合作出品新书，实现版权输出的双向化、规模化。比如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已经合作30多年，过去主要以引进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工具书为主，而今我们共同开发《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解版，让登上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新华字典》成为“走出去”的标志，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桥梁。同时还依托品牌，发挥特色，讲述中国道路。“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从策划时就瞄准“走出去”，目前已有多部著作与荷兰威科集团、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国外出版机构签署了英文版版权输出协议。
        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表明，文化强国的先行基础是打造出版强国。而出版可以强国，既有理论基础更有实践依据。其中文化自信不仅是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的关键，更是出版实现其强国价值功能的关键。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和层面来审视出版，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我们至少还应在三个方向上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妄自菲薄，不崇洋媚外，坚定弘扬中华文化的目标；不妄自尊大，不盲目排外，吸收和借鉴人类先进的文化成果；倡导和展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创造和谐的世界新秩序———拥有明确的目标，真抓实干，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