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

　　程章灿，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计划领军人才，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现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中国诗教学会副会长。

　　出版专著有《魏晋南北朝赋史》《刘克庄年谱》《石刻刻工研究》等，译著有《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等，学术随笔有《旧时燕：一座城市的传奇》《鬼话连篇》等，另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诗作数十篇。

　　记者：回顾您的学术历程，主要分为几个阶段，取得了哪些学术成果？

　　程章灿：第一阶段是1979年到1983年，在北大读本科期间。我本科读的是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心里却一直记挂着我所喜欢的文学。虽然心有遗憾，但是现在回头想想，在北大接受的专业教育，也深深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很多人认为我的研究偏向史学，有文史结合的特点，这与我当时的学习经历密切相关。世界史的专业学习使我打下了良好的外语基础，也让我的研究具有世界和国际眼光，对我后来的专业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第二阶段是1983年到1989年，在南大硕博连读的六年，我迈入了中国文学的门槛。1982年11月，我曾给程千帆先生写信，询问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文学研究方向硕士怎么考、考什么。1983年本科毕业后，我如愿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跟随程千帆等先生学习。硕士阶段我读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文学方向，博士阶段转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我的硕士论文是《刘克庄年谱》，博士论文是《魏晋南北朝赋史》。两篇论文方向不一样，一个唐宋阶段，一个魏晋南北朝阶段；一篇偏向文献，一篇偏向文学。这六年，为我在唐宋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打下了基础。

　　1989年博士毕业，到今年整整30年，这是我学术研究的第三阶段。毕业后，留在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工作，除了从事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文学研究，我还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一个是国际汉学研究，这与我的访学经历相关。我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宾州大学、华盛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访学期间，我阅读了大量国外汉学研究论著，与国外学者交流，关注研究中国的各种国外成果，我也经常受邀到国外大学讲中国文学与文化。另一个是关于江苏与南京地方文化的研究。1983年来南京后就定居在此。生活在某个地方，不仅要了解这个地方的当下，还要了解其历史和文化，其中有很多风云人物、奇人佚事和文化遗迹。从这个角度去读南京、读江苏，可以丰富生活情趣，深化家国情怀。

　　记者：在学术研究中，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程章灿：我能进入南大跟随程先生学习，是一生的幸运。程先生指导学生，有高度的责任心。他复出之后，有很多书要写，很多事要做，却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培养学生。他说过，我个人的学术成就不足道，但是我在南大培养的一批学生很优秀，是宝贵的财富。令我特别感动的是，我博士毕业那年，同届有4篇博士论文，每一篇都是二三十万字。程先生在病房里还坚持批阅论文，那年他77岁。程先生经常跟我们说，要牢记八个字：敬业、乐群、勤奋、谦虚。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八个字很重要，我每年都会对新入学的研究生讲这八个字，我们一直保持和延续着这种学风。

　　记者：您有丰富的访学经历，您认为，如何推动中外文明互鉴？

　　程章灿：学问是天下的学问，是世界的学问，学问无国界。对中国研究这门学问，我们不要问是外国人做的还是中国人做的，应该问的是他做得好还是不好，不问西东，不问古今，只要做得好，都要吸收。南京大学文学院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很重视“借石他山”，借鉴外国学者的研究方法、思路和观点。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翻译了英美学者研究中国诗学的论文。前些年，我还翻译了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的两部论著——《神女》和《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创办的学术集刊《古典文献研究》，至今已延续31年，刊发了500多篇文章。这个集刊有一个特色，就是译介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论文。

　　我们要把国际汉学作为一种资源，要利用这个资源，从中学习他们研究的视角，体会他们的问题意识，借鉴他们研究中比较好的方法。我给博士生上“欧美汉学原著选读”课，每学期找一本书或者找若干篇文章带着学生读。读的过程中，第一要过语言关，第二要过学术对话关。外国学者所写的东西你要真正读懂，读懂之后，要能够真正地展开对话。

　　国际汉学研究不是简单地单向输入，我们不是只“进口”，应该要有“输出”之志，要有向国外或者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宣讲中国学术的志向和目标。这些年我在20多所欧美名校用英文做过演讲，我有两点体会：一点是，中文系学生最应该学好外语，学好外语之后，你到外面可以讲很多绝对属于你自己的学术和文化，而且很多人会听你讲。另一点是，在国际讲台上讲我们自己的学术时，要了解国际学术的环境，知道怎么讲，讲什么，才能更有针对性，取得更好效果，这一点也很重要。

　　记者：作为《江苏文库·文献编》的主编，从2016年起，您和您的同事们就着手挑选书目。编辑这套丛书时，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程章灿：《江苏文库·文献编》是江苏文脉整理研究工程的一部分。文脉工程分为书目、文献、精华、方志、史料、研究六编，这六个部分既各自独立，又互相支撑，建构“文化江苏”的整体景观。

　　江苏的文化底蕴深厚，历代江苏人写的著作，差不多有十万种。这些书里面，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需要优先传承下去的，我们要从里面挑出来，分门别类，优中选优。书的分类就是知识的分类，知识的分类就是文化的整理。中国文化传承，一靠人，二靠文献，文献非常重要。《江苏文库·文献编》按照中国传统的文献分类体系，分成经史子集四部。打个比方，它就相当于一部江苏人的《四库全书》。以往要研究江苏的学术、文化，最基本的文献范围都很难落实。有了《江苏文库·文献编》，将来对江苏学术文化的研究，会上一个新台阶，江苏对于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贡献，可以呈现得更具体、更切实、更全面。去年12月3日，在首届江南文脉论坛上，已经发布了《江苏文库·文献编》第一批成果117种。其中，经部总类有10种书，《周易》类有107种。

　　记者：电子化时代，书越来越多，但似乎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您作为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能否为我们推荐几本书？

　　程章灿：从南京大学图书馆的情况来看，纸本图书的借阅量也有所下降。人文学科的学生借阅量还不错，理工科的相对少一些。很多学生读书，只是读专业书。我认为，大学生不能只读本专业的书，要读跟本专业无关的书，这一点特别重要。你学物理，也要读读哲学，也要想科学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读书要“杂食”，才能眼界开阔，思想活跃。南京大学图书馆每年都举办读书节，鼓励学生爱上读书，广泛阅读，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好书太多，难以枚举，这里推荐的几本只是举例。第一本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这本书视野开阔，涵盖东西方文明，有宏通的历史观，也有独具个性的叙述视角与语言。另一本推荐的是钟叔河先生的散文随笔集，比如《学其短》《念楼学短》，汇集了钟先生读古书的心得理解，篇幅短小精悍，文字平易近人，值得一读。了解外国文化、了解自然界，我推荐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和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

　　记者：您认为，读古书对做现代人有何帮助？

　　程章灿：文学是人学，研究人，最为艰深。但是，古人也是人，他们写什么，怎么写，他们的愿望、思想和今天没有太大差别。前人说，“不信人间有古今”，就是这个道理。人性贯通古今，所以，我们终究是可以理解古人的，终究是应该读古书的。无论是知人还是论世，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读古书都对我们深有裨益。另一方面，居今之世，即使读古书，研究古典学问，总还是现代人，立足点必须是现代的。所以，一方面要读古书，另一方面要做现代人，要与古为新。古典学术需要今人的论衡。当今这个时代，理应产生与前代、前辈不一样的学术。

　　记者：谈谈您对江苏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程章灿：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文化的发展也要围绕着这个战略。总结江苏在整个江南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贡献、历史积累和经验，可以为今天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提供启示。历史上的江南文化，早有跨行政区域的融合，今天长三角如何一体化，如何在经济发展之外达到文化融合？江南的历史和文化经验应该能够发挥融合和协调的作用，使这个区域成为中国文化的创新之域、先进之区，最终为中国文化发展探索出一条长三角的道路。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寄语《思想周刊》。

　　程章灿：弘扬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