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自序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张文木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决定了现实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国在“丢手绢”游戏中不断博弈的世界。在20世纪末那场游戏中，“手绢”轻轻地丢在了戈尔巴乔夫的后面，大家都不告诉他，西方人还用诺贝尔奖章忽悠他，结果苏联很廉价地被忽悠倒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是在“五大三粗”时倒下的。苏联倒下后，西方人在一片“快点快点捉住他”的叫喊中，乘乱将北约边界推到东欧并乘科索沃战争的胜利继续向中亚挺进。此后西方人又摆好了第二轮“丢手绢”游戏，并在开始时将“手绢”轻轻地丢在中国的后面。当时中国有的人还真相信“与国际接轨”可以救中国。科索沃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他们才明白了，没有上当。后来欧洲人又顺其“反恐”高调将“手绢”轻轻地移到小布什的后面，等美国深陷中东沼泽后，欧洲国家纷纷从伊拉克撤军并由此获得新的机会。国际政治，不管其变化如何诡谲，说到底还是一种在“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总量守衡中此消彼长的力学结构。这个总量守衡，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天之道”。

      古今国家的失败多不是没有刀子而是没有哲学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国家为生存和发展与他国博弈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要带刀子的；同时战略又是研究国家发展能力边界即底线和极限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哲学是不行的。刀子容易煅造，而哲学却不能一蹴而就。古今国家的失败多不是没有刀子而是没有哲学，其创伤恢复的速度更是取决于该国公民哲学素养的深浅。同样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就容易平复，而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频频作痛。尼克松是美国少有懂哲学的政治家，为了抚平越战创伤，他来北京说要与毛泽东讨论哲学问题。

      哲学是关于边界的学问。朝鲜战争中，美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越过其国力极限，因而败得既没面子也没里子。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将手伸出了其国力不可承受的空间极限，但这一失误很快以时间上的收缩而受到矫正，尽管失了面子却保住了里子。在同年发生的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毛泽东恰当地把握了国力伸缩的时间和空间：我方长距高寒的空间劣势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大张大合的时间优势弥补，等到争执于古巴的苏、美和国会争吵不休的印度三家醒过神来，毛泽东已全胜收兵。一仗下来，既赢了面子——中国人打出了威风和气势，也赢了里子——中国人在西南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打出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定。

      边界既是对自己的规定也是对对立面的规定。不懂自我规定的国家，其战略家眼中要么尽是敌人，要么全是朋友。尼克松与前任两位罗斯福一样知道哪里是美国国力的边界，由此也知道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力量不足以应付全球的、甚至是地区的挑战。尼克松告诫美国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此后美国才得以复兴。今天的一些美国政治家不大懂得“有多少干粮走多远路”的道理，他们视国事为儿戏，也拿出了当年麦卡锡和凯南“反共”的劲头，以“反恐”划线。他们几乎将南方世界的所有大国都列为必须打击的“邪恶轴心”，结果弄得美国国力透支和天怒人怨，其外交活动犹如一场场闹剧。

      哲学也是关于立场的学问。立场是主体的基础。立场不排斥学习，但失去立场的“学习”是要挨打的。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先是有限地向欧洲学习，结果我们因拒绝输入西洋人的鸦片而挨了“老师”的打；转学东洋日本，结果又蒙受甲午国耻。后来人们误解是学得不够，还不够开放，还要全盘西化，中国主体意识由此受到全面冲击：个体消融主体，本能消融个体，“客观中立”说消融民族立场说，最后中国意识形态被分解得散沙一片，这为20世纪初开始，30年代末更大的国难在中国内部作了思想铺垫。《辛丑条约》签订和日本全面侵华，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在外敌不断入侵的刺激下在中国迅速成长并在延安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主导中国前进方向的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魄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再次凝聚起力量使中华民族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并在朝鲜战争中教训了美国的骄横，此后便是全民族依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复兴。这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立场是战略哲学的根本：失去立场，尤其是失去国家立场的战略，在国际斗争中就会异化为那种被恩格斯批评的“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的机会主义式的“学术技巧”。

      哲学与刀子是不能分离的

      哲学与刀子是不能分离的，中国宋朝倾国就是从哲学与刀子分离开始的。毛泽东批评宋太宗“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批评亡国之君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前者不善用刀子，后者干脆丢掉刀子，结果在宋朝哲学日益发达的同时，国难却日益逼近。毛泽东说：“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毛泽东赞赏的这些“粗人”都是一些将哲学与刀子结合得很好的政治家。

      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应当是一个双向经验互证的过程。一方面不仅要认识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需求，更要认识这些国家实现其战略需求的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资源极限。另一方面，在知彼的基础上，不仅要认识本国的战略需求，更要认识本国实现这些战略需求的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资源极限。历史上许多政治人物不败在战略逻辑的严密性，也不败在战略意志的坚定性，而是败在缺乏对本国国力底线和极限的经验性的认识和了解。21世纪初的美国小布什外交战略的失败，便是这一原理的最近说明。导致1905年俄国在东北亚失败的别佐布拉佐夫的经营远东的理论，以及导致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的凯南遏制理论等，其失误多不在战略逻辑是否合理——事实上它们在学理逻辑上非常完美，而在于这些战略理论提出者对当事国的国力底线和极限缺乏经验性的了解，他们以充足的理由推导出的却是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目标，其结果使他们的国家不是惨败就是为这个目标疲于奔命。这种战略研究就是那种于事无益、于国无补的研究。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