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主编陈东捷访谈

陈东捷

　　当年《十月》的作品往往领风气之先

　　何 平：好多年前李云雷访谈你，你说过，上个世纪80年代初文学期刊几乎享有第一媒体的地位。文学期刊是一个比文学更大的公共空间，文学就像一个被放大的发声器官，满足了全社会发声的需要。这也许能够部分解释为什么1990年代媒体资源丰沛之后，文学期刊的社会影响力不断走低。你是从1980年代的文学读者成为1990年代的文学编辑的，完整地见证了这个过程，从传媒的角度，你觉得文学期刊的常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陈东捷：历史上的文学喷发期，似乎都与特定的历史变革有着紧密的关联，在那些历史节点，社会变革与思想解放相伴而生，互为因果，带来了整个社会强烈的表达欲望。作家敏锐地捕捉到群体的兴奋点并形象地表现出来，就担当了群体代言人的角色。大家都急于表达，而发表的空间相对狭小，带来了文学期刊的迅速崛起。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个媒体匮乏的时期，文学期刊刊登的作品承担了非常多的功能，社会认知、思想启蒙、情感抒发，等等。有些本应由学术、新闻、娱乐等其他领域承担的责任，由于这些领域的相对滞后，读者主要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后来，随着其他领域的进步和媒体资源越来越丰富，文学从原来的急行军状态放慢了脚步，逐渐回归文学自身。文学期刊也从社会话语的中心回归到文学话语。

　　纵观40年来的中国文学，经历了一个从快速到缓慢的过程。先是朦胧诗、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剧本，逐渐过度到中篇小说、散文、长篇小说，文学期刊也从每期不足100页的月刊，过渡到普遍200页以上的大型双月刊，也大致印证了这个过程。

　　我觉得就发行量和社会影响而言，目前国内文学期刊的状态，基本可视为一种常态。我也对国外纯文学期刊的现状做了一点功课。美国尚在出版的此类期刊有200余种，基本由大学、基金会和媒体集团主办，不以盈利为目的，发行量大致在两三千册。

　　就文学期刊的内容和版面形式来说，我个人觉得期刊既然俗称杂志，就应突出一个“杂”字。相对图书而言，文体多样、版面语言丰富，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何 平：我们现在看《十月》创刊最初几年的那些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小说，往往都触动了社会某一根敏感的神经。可能也不单单是《十月》，这是整个时代文学的症候。

　　陈东捷：对。上个世纪下半叶，国内文学期刊经历了两个创办高峰，一个是1950年前后，另一个是1980年前后。单说1980年前后创刊的这些杂志，创刊之初，因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氛围相同，在作品的选择去向方面体现了很强的一致性，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烙印。一部分期刊从众多期刊中脱颖而出，靠的就是一篇篇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作品。只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大量译介到国内，文体探索蔚然成风，期刊才从办刊风格方面出现了差异。

　　我至今仍然特别感念《十月》创刊之初的那些编辑前辈，他们的专业、敏锐和勇气令人敬佩。当年的《十月》小说、报告文学、剧本、诗歌、散文、评论多点并进，刊发的作品往往领风气之先。当时文坛有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一说，《十月》被命名为刀马旦，可见当时的锐气。

　　通过多种文体形式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

　　何 平：《十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贡献，某种程度上和它一开始就选择了中篇小说这种“时代文体”有很大关系，而且《十月》40年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的经典最多的也是中篇小说。但最近这些年，有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十月》从2004年起每年单独出版6期长篇小说，2019年新一期《十月》也发表了阿来的新长篇，这是不是意味着《十月》在未来的办刊方向上会作出一些调整？

　　陈东捷：《十月》创刊之初，中篇小说就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在80年代初的前两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中，总共30篇左右的获奖作品，首发于《十月》的就占了10篇。《高山下的花环》《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黑骏马》《北方的河》《绿化树》《腊月·正月》《蝴蝶》等等，不胜枚举。这一传统至今仍在保持，因为中篇小说目前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小说文体。

　　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被重视，《十月》于2004年改为月刊，单月出版的六期仍保持综合期刊的面貌，双月出版的六期主要刊发原创长篇小说，偶尔也会登载长篇非虚构作品。

　　出版周期的缘故，有时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品因来不及在长篇小说版推出，也会刊登在综合版。目前杂志社还没有整体调整办刊方向的打算。

　　何 平：文类等级上的“小说崇拜”，甚至是“长篇小说崇拜”有时会造成文学史偏见，对刊物的观察尤其要警惕“小说崇拜”，以1980年代《十月》做例子，我们承认《十月》对中国当代小说作出的贡献，但应该意识到这一阶段，《十月》在诗歌、话剧、电影剧本和文学批评诸方面的探索和成就，尤其是研究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不能忽视《十月》的话剧和“十月的诗”。

　　陈东捷：我刚才说过，“杂”是文学杂志应有的特征，我甚至认为全文刊登长篇小说不应成为文学杂志的主要任务，这项任务应主要通过图书出版完成。

　　如你所说，《十月》作为文学期刊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小说方面，“十月的诗”、剧本、非虚构类作品、评论，都曾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近年来，我们相应扩大了散文、诗歌的版面，就是想通过多种文体形式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

　　《十月》刷新了散文的陈旧面目

　　何 平：世纪之交，《十月》完成了新老交替，你，还有顾建平、周晓枫、宁肯等60年代出生的编辑成为《十月》的中坚。与此同时，《十月》的办刊思路也相应发生变化。除了前面我说的《十月》（长篇小说）创刊，《十月》在“小说新干线”和“新散文”两块持续发力。“小说新干线”，1999年开栏，到现在已经20年，这是中国文学期刊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推介文学新人最多的常设栏目，到目前为止就涉及到从“60后”到“90后”的几代作家100余人。

　　陈东捷：上个世纪末，杂志社的年轻编辑只有我和顾建平两人。年轻人与知名作家联系少，更关注同龄人的作品。想起当年开办这个栏目时，至今仍感到兴奋。不停翻阅其他杂志上发表的年轻作者的作品，筛选出有创作潜力的作者，写信联系，商谈、改稿、编辑、写评介，看到被推出的作者被关注，真是作为期刊编辑的幸福时光！后来又不断有其他年轻编辑加入该栏目的组编工作，至今，“小说新干线”栏目今年20周岁，已成为《十月》的品牌栏目，我们曾组织过两次该栏目作者聚会，大家畅谈往昔，恍然产生了历史感。

　　至于“新散文”，新世纪先后加入《十月》的周晓枫、宁肯本来就是新散文创作的干将，推出相关作品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何 平：“新散文”栏目从一开始的学者散文到后来年轻作者的探索散文，《十月》刷新了散文的陈旧面目，它也是比较早的推专栏作家的文学期刊，有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李敬泽的“会饮记”出现在《十月》也就不意外了。我觉得也正是有这些“新散文”栏目，《十月》才更像一本“杂”志。因为，是“杂”志，《十月》可以有“思想者说”，有“国际期刊论坛”，有今年新增加的栏目“译界”。除了办“杂”志，《十月》参与的文学活动所基于的国际或者世界眼光在业界也领风气之先。

　　陈东捷：把杂志做“杂”，其实操作性最强的就是散文栏目。这些年我们在这方面颇花费了些心思，将来还要不停地花心思。

　　其实散文的概念相当宽泛，表现空间非常广阔。我们对散文稿件的选择突出其多种可能性，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言别人所不曾言。对写作者来说，个性和创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有意趣、有新鲜感话题和合适的作者，以包容的心态等待好作品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