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度落差”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四川经济各个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能简单地认为就会产生梯度效应
　　让发展差距成为发展空间而不是发展鸿沟，就要有意识地去建立发展两端之间的关联和层次
　　“梯度效应”可能产生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产业链条的上下呼应，或是相应产业之间的供需引力

　　记者：四川省委确立“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提出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已有一年多时间。我们看到，省内干支联动、区域之间的竞争合作比从前活跃很多。您曾说，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那么在四川区域经济发展中，应如何运用好这一理论？
　　刘伟：区域经济发展中，差距是积极的资源。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甚至西部地区的不同区域之间，发展上存在差距，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将这种差距视为发展的鸿沟或者发展的空间，不同的认识和实践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呈现一种梯度式推进特征。中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之后，客观上由于增长的基数效应以及资源约束、环境约束等多方面的原因，发展成本上升，增长速度放慢，这在东部地区表现尤为明显。然而近年来，过去增长较慢的西部地区，却有明显加速的趋势。今年上半年，从增长速度看，云南、贵州等西部省份就排在前面，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区域间的梯度效应突出，这种增长速度的梯度效应也是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克强总理说，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回旋余地在中西部。
　　对于四川来讲，各个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有的区域经济发展较好，有的区域发展还不够，但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区域之间的差异会自然产生梯度效应。四川让“主干”引领带动、“多支”竞相发展，我认为就要在“干”与“支”之间形成梯度效应。
　　记者：什么样的差距会产生梯度效应？
　　刘伟：差距是一种资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发展差距都是发展资源。只有那些有关联的，存在发展梯度的差距才是资源。做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类比，比如水力发电，很显然，只有很大的水流落差，才能产生发电功能，两条河之间或许一个海拔高一个海拔低，存在较高落差，但二者不在同一河道里，这种落差是不能产生效益的，因为缺乏关联。比如川西北生态区和成都平原经济区，因为其功能定位不同，一些产业想由成都扩散到川西北，川西北也接不住，因为不在一个“河道里”，没有关联。再比如，四川的世界500强企业很多，但他们如果没有与四川的相关产业发生连接，而是彼此孤立、相互绝缘，对四川区域经济的发展贡献就会小一些，这也是很多地区在招商引资的时候更加注重产业链招商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全国来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东西部的差距虽然有潜在的发展梯度动力，但却因为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比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太过落后，因为缺乏通达性，梯度效应也不会发生。让发展差距成为发展空间而不是发展鸿沟，就要有意识地去建立发展两端之间的关联和层次。所以，四川“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发展过程中，要关照干支之间、区域之间错位发展带来的“梯度效应”，其对应的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可能是产业链条的上下呼应，或者是相应产业之间的供需引力。总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所谓区域之间的“协同”，一定不是同质、均质化发展。

　　开放是产生区域经济发展梯度效应的前提条件

　　像四川这样的西部内陆省份，开放的空间决定着发展的空间，开放的水平决定着发展的水平，开放的程度决定着发展的后劲
　　“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是第一个层次，即四川省的对外开放；“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是第二个层次，即四川内部的相互开放；两个层次都要发挥作用，开放系统才完善
　　不能一谈到开放就只想到对国外的开放。各个地区之间相互开放，协同发展，握指成拳，以四川经济一体化的“内部开放”推动更高能级的对外开放

　　记者：产生梯度效应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刘伟：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封闭的空间只会四处碰壁，开放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放到经济领域，封闭的发展空间也会让以自由流动为本性的各种资源要素四处碰壁。因此，高水平多层次的开放是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梯度效应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开放，才会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用对外开放的视野，才会更好发现和外部世界的差距在哪里，联系在哪里。
　　记者：四川省委提出推动“四向拓展、全域开放”，形成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也把四川推到了开放前沿。但和东部地区比起来，四川的开放度还是不够。
　　刘伟：与发达省份相比较，四川发展的差距在开放，潜力和希望也在开放。要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完善开放结构布局和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开放也是有梯度、分层次的。要开放，既要对外开放，经济体内各个系统之间也要开放。我认为，“四向拓展、全域开放”，这是开放的第一个层次，即四川省的对外开放。一个地方对外开放的程度，往往衡量这个地方发展的水平和高度；“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是开放的第二个层次，即四川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开放。各个地区之间相互开放，协调发展，握指成拳，以四川的“内部开放”推动更高能级的对外开放。
　　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层次都要发挥作用，开放系统才是完善的。不能一谈到开放就只想到对国外的开放。一个省的内部开放程度，标志着一省经济发展的活跃度和协同度。如果一个省各个地区之间、一个县的各个乡镇之间、一个乡镇的各个村之间，也都还存在着“条块分割”、“以邻为壑”的发展思想和发展现状，经济就不可能提高协同度，也不可能增强活跃度。做好内部的开放，就要加强各区域规划对接、改革联动、创新协同、设施互通、服务共享、市场开放，着力打造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区域发展共同体。如果把四川内部各地区的开放做充分，所能释放的发展空间和凝聚的发展力量也是巨大的。我想这也是五区协同所要达到的效果。
　　总之，解决区域经济问题不能局限于区域本身，只有把区域经济发展和更广阔的空间联系起来，在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审视自己的发展方位，在更大的空间参与交换，地区经济发展才会是可能的。如果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不从开放的思维，不从协同的视角来布局所谓的增长极，这样的增长极就会是孤立无援的，也注定会行而不远。

　　区域发展需要开放的外生性和内生性相结合

　　高水平开放，更加强调开放的内生动力，强调发展的自我革命，更加强调开放的创新性和主动性
　　开放意味着人才、项目、资金、产业以及资源等要素自由流动空间增大，既可能“流进来”，也可能“流出去”
　　在大开放的背景下，资源优势很难是一成不变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没有资源也是一种机遇

　　记者：多层次高水平的开放为欠发达地区打开了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目前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刘伟：开放分为外部和内部两大层次，但这种分层次的开放还只是空间上的拓展。空间的拓展之外，更要强调开放的内生动力，强调开放主体自身思想上的解放程度。
　　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目前对于发展尤为关键的是营商环境建设。可以说，一流的营商环境是扩大开放的“生命线”。以前的开放，更多地侧重于外生性开放，强调的是发展空间的拓展，而高水平的开放，不仅强调外生性开放，也更加强调开放的内生动力，强调发展的自我革命，更加强调开放的创新性和主动性。
　　开放意味着要素自由流动空间增大，要素可能“流进来”，也可能“流出去”。因此，一个地方要想吸引人才、项目、资金等要素，就必须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甚至可以这么说，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决定了这个地方开放的水平、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发达地区的投资方在向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中，更看重的是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可以相对落后，但在营商环境上一定要体现相对优势。经济发展基础不好，营商环境也不好，那你凭什么吸引外来投资？
　　记者：很多地方一直认为，我有资源优势，就能吸引外来投资。但从目前来看，一些地方有着很好的发展资源，却没有利用好。
　　刘伟：经济学有一个资源诅咒理论认为，一个地区资源丰富并不总是对经济增长的祝福，往往也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累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我们国家，很多省份都号称是资源大省，但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好这些资源，把资源大省变成经济强省是一个问题。倒是一些省份，资源相对并不那么富集，但却建成了经济强省，这也给一些资源大省敲响了警钟，所谓的资源优势也是相对的，在多大的程度上、在多大范围内，在一个什么时间点上来用好这些资源都是有学问的。
　　在大开放背景下，资源优势是很难一直保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没有资源会倒逼人们想尽办法，去弥补这种资源短缺带来的劣势。印度是一个例子，印度本身自然资源比较匮乏，所以政府致力于其丰富人力资源的开发，建立了多所理工学院和技术学院，因此才成就了印度当今在世界软件外包行业的地位。
　　竞争优势，过去说要强调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这没错，但在现实中却很难做到。在交通条件越来越便利、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参与主体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所谓当地人无我有的资源优势，是不可能包打天下的。要实现突围，最现实的还是能够在一点上实现突破，在一个环节上做到最强、做到极致，有的地方可以把小纽扣做成大产业，做到质量上的不可替代，这就是优势。特色不是别的，而是质量的代名词，就是指你永远比别人能做到好一点，并把这一点做到恒久、常态，特色就出来了，竞争优势就有了。别人没有做到的，你做到了，这才是特色。

把脉
　　大竹建区域次级中心城市应关注什么？
　　有多大的担当就有多大的作为

　　大竹，“竹地多竹,故以大竹名县”。近年来，大竹县紧扣建成川东渝北区域次级中心城市发展定位，聚焦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两个目标，实施投资、创新、改革、开放、市场“五大驱动”，努力把大竹建成川渝改革开放、现代工业集聚创新、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乡村振兴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六大示范区”。达州市政协副主席、大竹县委书记何洪波通过四川日报，向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寻策问道，大竹在建设川东渝北区域次级中心城市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
　　刘伟建议，建设区域次级中心城市，大竹应该充分利用位于国家中心城市重庆市和四川区域性中心城市达州市开放合作前沿的区位优势，准确把握区域次级中心城市的“多重身份”发展定位。相对于达州来说，大竹是区域次级中心城市，在产业辐射上，大竹之于重庆，是另外层面意义上的次级中心。相对于乡、镇、村等的单元来说，又是中心。建设区域次级中心城市，大竹应在这多个属性定位之间找准平衡点，并在发展政策上做好差别性的配套政策。如此才能更好发挥作为次级中心城市“承上启下”的功能，既能向上有效承接中心城市的辐射，又能向下发挥对更低级别经济单元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多大的担当就有多大的作为，刘伟强调，大竹的这种多重身份定位，既是大竹建设区域次级中心城市应有的担当，同时这种多重身份的担当也为大竹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和空间。
　　对于承担着“承上启下”双重功能定位的次级中心城市来说，既要“力”有所及，也要“德”能配位。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相应的经济引领能力是必须的。但同时，一个包容、开放、法治、有序的软环境对次级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刘伟强调，次级中心城市对核心城市辐射的接受能力如何，对下一层级经济单元的经济引领功能发挥如何，和区位以及硬件设施相比，公平和效率这样的软环境建设更应该得到重视。只有一个公平、开放、高效的发展环境，才会有对转移产业的吸引力，对乡镇经济的引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