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晓敏摄

　　走进长江学者

　　人物简介：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与修复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科学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

　　记者：您是高分子科学领域的首席科学家，后来为何决定“回溯历史”——从事古籍保护工作？

　　杨玉良：我原来主要是从事高分子凝聚态物理、聚合反应新方法和相应的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工作，发展了高分子薄膜拉伸流动的稳定性理论，开发了双轴拉伸聚丙烯薄膜新材料等。之所以关注古籍修复和保护，源于我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的一次偶遇。在一次相关的会议上，张志清谈到在修复古籍的过程中，由于历史欠账，我国有大量的古籍和古书画需要修复，而且修复中使用的某些粘结剂和修复材料不过关，导致修复后对古籍的二次损害。很难想象，许多珍贵的善本，毁在了本该使它们寿命更长的修复材料上。也就是说，对古籍保护来说，一张纸实在太重要了。

　　中国传统的纸是用树皮、藤皮或竹子的纤维做成的，用我们化学语言来说就是“纤维素”。中国传统纸张的寿命很长，原因在于纤维素的分子量很大，并且还有复杂的凝聚态结构，这些都是高分子材料的概念。从高分子到古籍，这个跨度看起来很大，其实并不然。只不过将我原来关于高分子的知识，聚焦到与古籍有关的“写印材料”中。承担了这一项目之后，我主要做了几项工作：第一是成立古籍保护研究院，并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第二把实验室建起来；第三是确立第一批科研项目；第四是建立必要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记者：历史上，日本和韩国的造纸技术均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以传统技术造的纸可以具有几千年的寿命。为什么该技术没有被保留下来，现在古籍修复时用的大多是日本的修复纸？

　　杨玉良：这个原因很简单。古代人做事情，里面的道理其实大部分是不明白的，主要是靠经验把它做好。中国有句古话：“纸寿千年，绢八百”。可惜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机器纸出现并传入中国后，中国传统造纸作坊就萎缩了。而中国的文献资料，就造纸技术方面的记录一般非常简略，导致不少类型的传统纸技术失传。

　　传统造纸，需要一些耐心、精细的过程。现在很多企业在造传统纸时，为了提高效率，不恰当地使用了很多化学品和不合理的工艺流程，包括强碱、漂白剂和日光曝晒等，这都使得传统纸张的寿命变得越来越短。比如说原来沤纸浆要用石灰沤几个月，现在用浓度很高的强碱处理，几小时、至多一星期就可以完成；以前漂白需要放置于自然条件下半年左右时间，而现在用强氧化性能的漂白粉、双氧水几小时就可以完成。

　　传统造纸牵涉到许多细节，我们也希望多快好省，但是多快好省的前提是要明白其中每一步工艺的科学原理。要从分子层面弄清楚它的本质：不同纤维的纤维素的分子结构、分子量以及它们聚集态结构在温度、湿度不同条件下会如何演变，分子会如何降解。这样，我们就能精确预测纸张寿命，就会知道怎样造出高质量、寿命很长的纸张。同时，还要研究到底是哪几道工序将纸张的纤维组织破坏了，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工艺方法来替代。为此，我们成立了纸张寿命评估实验室，由专门做材料实验的科研人员组成，以科学严谨的思维态度构建了一套系统预测纸张寿命的办法。经过实验，我们的研究人员找到了用生物酶来漂白的方法，并且证明生物酶不会对纤维素造成破坏，这是我们目前取得的成果之一。

　　用传统工艺来制造中国的传统纸，日本和韩国做得不错。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汗颜。为了赶超，我们觉得仅仅靠模仿别人是不行的。只有究其理义，将其深层的科学问题都搞清楚，才可以举一反三，这对任何研究工作都很重要。这也是一个成熟的国家和民族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

　　记者：从古籍保护的例子可以看出，文化保护也需要科学的介入，但目前这样的结合并不多。您认为如何把科学的精神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

　　杨玉良：在我们古籍保护研究院牵头成立全国传统写印材料协会时，就有人提出要建立艺术材料学。因为书画、书法等艺术，都与材料有所关联。特定的艺术表现形式需要特定的材料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原本对艺术材料学不够重视，现在用的以进口材料居多，如油画和版画材料等。我认为，主要就是其中原理不通，缺乏科学精神。

　　我们科学院的科学普及与科学教育委员会提出，不仅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更要解决“卡脑子”的问题。如果说“卡脖子”的是技术，那么“卡脑子”的就是原理。如何解决“卡脑子”的问题？首先要有探索的自然观。对一项具体的研究工作而言，一般涉及两种研究方式：实证和理论。当前，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们更多的是以实证研究居多，而缺乏新的科学思想。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可认识的，不是仅仅顺应自然就可以，要激励人们努力去探索和发现。二是要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中国自古以来不缺乏想象、联想和抽象能力。恰如贝弗里奇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所指出的:“想象力是重要的，其不仅引导我们发现新的事实,而且激发我们做出新的努力，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看到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但梦想和猜测若无严密的推理作为支撑，也只是胡思乱想而已。”因此，想象只是出发。我们缺乏的正是理性精神和演绎逻辑的思维方式。我认为，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就是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习惯。或许这就是李约瑟难题的正解。或许，未来的主流思维方法就在于将中国的综合思维方式与西方严密的逻辑思维方式相结合。任何领域都是这样，不只是对于科学与技术而言。理性的精神和演绎逻辑的思维方式，这不仅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医治浮躁的良方。

　　记者：您为何始终强调数学精神的重要性？

　　杨玉良：一个令人焦虑的现象是，现在即使是理工科学生对数学教育的忽视也是如此之普遍，如果不及时注意，将会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巨大障碍。数学是抽象的描述语言，是构建理论的重要工具，但许多人却对其感到恐惧，这种情绪使得他们与严密的科学之间形成隔阂。这种隔阂是一道屏障，使我们无法欣赏到科学真正的内在之美，使得我们缺乏科学鉴赏能力。

　　柏拉图创办的学院门口有一牌子，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理性思想来源于欧洲，当时的人们不仅对逻辑推演和论证极其重视，而且把数学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认为自然界是数学的，甚至是几何的。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对艺术发展很有利，但是对数学、对理性思维重视得不够。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任正非在一次访谈中也谈及数学的重要性，“国家若要强盛，数学是基础。”数学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文化。任何领域，只要研究者想要达到精确、严密和系统的理论化境界，并能举一反三，那么数学精神及相应的办法是不可或缺的。真正把数学当成一种思维框架，来考虑数学的意义和数学教育，或许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缺陷，弥补数学精神的贫乏。

　　记者：中国文化如何能更好走出去？

　　杨玉良：中国文化中的传统艺术思想最容易被世界接受，因为古代中国在这方面已明显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因此，它很容易成为人类共有的文明。我阅读了许多相关书籍，惊喜地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是早熟的。比如说十八世纪，西方人开始感知线条之美，并认为线条比色彩更具审美价值。其实，这在中国古代早就认识到了，中国的艺术更多是线条的艺术，尤其是书法是有复杂形状的线条，狂草书法是灵动的线条。

　　文化是保持不同民族间差别的东西，当然需要维护。文化转化为文明是有条件的，它要关涉人类的共同价值才能上升为文明，才能缩小各个民族间的差距，才可以被全世界接受。就像科学一样，科学原本是属于西方的一种文化属性，后来因为其是一种客观真理，转化为一种现代文明，就被世界接受了。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简单地展现，而是要将中国文化中具有人类共同认可的魅力传输出去，当文化变成文明，才能被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