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举行，41岁的青年作家徐则臣以小说《北上》荣获这一殊荣。

　　面对荣誉，徐则臣选择与热闹保持审慎的距离。于他，写作依靠的不是一个又一个奖，而是一部又一部作品。

　　获奖

　　没有鲜花和掌声，这活儿也得继续干

　　解放周末：近些年来，你一直是茅盾文学奖的有力角逐者，今年终于获奖，是否好好地庆祝了一番？

　　徐则臣：茅盾文学奖揭晓那天，我正在上海书展现场做活动，聊我新出的散文集《从一个蛋开始》，台下很多读者朋友看到消息，都拥上台向我祝贺。当时的确挺高兴的。

　　当然，这种高兴肯定不是那种一惊一乍的高兴。一是我已经知道入围了前十，有了点缓冲。但主要还是因为写了20多年，既适应了得奖，也适应了不得奖。

　　之后我就按照原计划去甘南和天水采风了，没有什么庆祝仪式，也婉拒了大部分的采访。

　　作品是公共的，生活是我自己的，接下来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我不认为生活会有什么变化。这跟足球运动员踢球一样，球进了，开心一下，还得继续踢、继续跑，这才是一个专业球员该做的。

　　一个作家所依靠的，不是一个个奖，而是一部部作品。都是“老运动员”了，都知道写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有鲜花和掌声固然很好，没有，这活儿也得继续干。

　　解放周末：有没有觉得大家的欢呼声中还有这样一种感慨：“70后”作家中终于有人得茅盾文学奖了？

　　徐则臣：很多人表达了这层意思，我想大概是因为茅盾文学奖在大家心目中分量很重，一定要得这个奖，才能证明一个代际的作家群体成长了。

　　解放周末：这是否正说明了长久以来大家对“70后”作家并不十分看好？

　　徐则臣：可能是因为“70后”作家总体上有一个特点：长篇写得少，进入长篇小说的创作相对比较晚，优秀的长篇作品相对比较少。

　　其实，“70后”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都非常好，我们是伴随着文学期刊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期刊对我们的培养和训练大部分是在中短篇小说上。但现在判断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写作成就，习惯拿长篇小说做标准。我相信，再等5年、10年，“70后”作家群体会产出一批优秀长篇作品的。

　　解放周末：有些人很反感这种代际归类，也就是给作家贴标签。你呢？

　　徐则臣：同一代的作家肯定有一些共性的东西，代际归类、贴标签，是为了叙述、评价和界定的方便。代际的研究并不是完全不科学，有时候，共性的考察、用微观文学史的放大镜和显微镜去研究文学也是有其必要性的，所以，我对此没有任何不适。

　　解放周末：在你看来，时代对作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徐则臣：时代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一个作家能够逃脱时代，拿起放大镜和显微镜一端详，代际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都是一清二楚的。

　　比如我们现在看李白和杜甫的写作，往往大而化之地认为他们代表了唐诗的巅峰，而忘了他们的年龄差。但具体分析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安史之乱对杜甫的影响非常大，却对李白影响不大，这导致了他们的作品在内容和风格上的巨大不同。

　　解放周末：总有人哀叹当代缺乏经典之作。

　　徐则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典。一个作家能扎根自己的时代，敏锐捕捉到时代的变化并艺术地呈现出来，我认为就是好的文学。

　　写作

　　如果没有问题，我不会去写东西

　　解放周末：你的获奖作品《北上》，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上几个家族间的百年“秘史”，力图书写出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为什么会挑战一个这么宏阔的题材？

　　徐则臣：首先当然是因为我和水的情感联结。

　　小时候，我家屋后就是一条河，现在没了；往北走大概50到100米，又有一条河；再往北走一两百米，还是一条河。河流对农村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乐园：夏天捞鱼摸虾挖藕，冬天滑冰。

　　初中的学校门口也有一条河，是运河，但不是京杭大运河。冬天，学校里的自来水管一冻住，我们住校生就端着脸盆和牙缸去运河边，蹲成一排，刷牙洗脸；夏天，我们不睡午觉，跑去游泳，在水里打架。

　　后来我在淮安读书和工作，离工作地不远就是正儿八经的京杭大运河了。所以，河流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参与了我的成长。

　　当然，很多人在河边生活，但未必会关注它，我为什么会关注运河？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我从小生活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只能靠想象去触摸外面的世界，而想象世界需要一个载体，于我而言，那就是河流。河流上溅起一朵水花、打一个水漂，或者漂过一根草，我会想下一秒它流到哪儿了，一小时后、一天后、一年后又流到哪儿了。我的想象力跟着这根草、这朵浪花一直往前走、往前走。这条河从淮安流到徐州，然后流到临清、德州、天津，最后流到北京，我就沿着这一个个节点往前想象着世界。

　　当我开始写小说时，自然而然地把运河作为我的小说的背景、故事的发生地。一点点地写下去，运河在我的笔下就越来越长了，直到某一天它长到了1797公里，那是京杭大运河的总长度。

　　吊诡的是，你对一件东西越熟悉，你对它的困惑就越大，你会有从整体上探究它的冲动，不仅关注它的现在，还会对它的过去和将来有兴趣。当我想写整条运河的时候，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条河？它仅仅是一条河吗？在过去、今天和未来，它曾起过、正在起着、还将起哪些作用？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它的态度有过哪些变化？

　　这条河既是流淌在大地上的，也是流淌在纸上、书中的，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我想从文化的意义上重新打量这条河。

　　解放周末：如你所说的那样，你是一个“问题青年”——永远带着问题意识去写作。《北上》如是，之前的《耶路撒冷》等其他作品也是。

　　徐则臣：问题意识确实是我个人写作的初衷，如果没有问题，我不会去写东西，不管最后能否解决某个问题，它的确是我写作的动力所在。我不会因为一个故事很好就去讲它，只有当它包含了我的某种困惑，或者可能提供解决困惑的某种路径，我才有兴趣去写它。

　　解放周末：在你对运河产生困惑之前，你的困惑似乎一直是围绕着城市的，以至于人们把你归入描写“北漂”的作家群体中。

　　徐则臣：我18岁离开老家出来读书，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里生活。当然也可以写乡村，18年的记忆和多年写作训练出来的想象力应该不至于掉链子。但我总觉得最困扰我的，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精神困惑，都来自城市生活。

　　写城市还是写乡村，有没有触及热点问题，题材是不是足够重大，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决定我写不写、写什么的标准，一切取决于我是否有话要说——弄明白了有话要说，弄不明白也有话要说。最困难的情况是，我知道我有话要说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世界是什么？有时候它铺展在我们脚下，有时候它卷起来，把我们紧紧地幽闭其中。宽阔和复杂对我来说是认识和表达世界的重要标准。我的写作，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有一条是不会变的：写每部小说都是要解决我的一个问题。

　　历史

　　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解放周末：《北上》的核心故事发生在过去，也就是历史。从现实转向历史，你创作中的“问题意识”会不会因此而弱化？

　　徐则臣：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一个作家写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会触碰历史，因为历史能够给作家提供一个宏观地、系统地把握世界和时间的机会，这几乎是一个作家成长的必经之路。好的历史小说应该是一部“创世记”。

　　我在《北上》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我的小说一直坚持在自己的时代里琢磨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解放周末：如何在历史叙事中获得恰如其分、有价值的“时代感”？

　　徐则臣：在当代写历史，在故事、细节和情景的意义上还原历史现场也许并不难，笨功夫做足了就能八九不离十。难的是如何将这个时代的“时代感”注入作品中那个时代的“历史感”中去，也就是如何在当代叙述历史。

　　人们常常把作家理解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以为只要有生活，只要会编故事，就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我觉得这个观点在今天已经不适宜了。过去，信息不那么发达，作家可能有机会占有相对稀缺的故事资源，用讲述别人不太了解的生活或故事，去征服读者、征服世界。但在媒体极其发达的网络时代，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故事，下一秒就可能全球都知道了，写作资源已经从个人的独特资源转变成了公共资源，这时你还想靠故事来吸引人是不太可能的。这种情况下作家的价值是什么？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尝试表达问题、解决问题，也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问题意识。

　　要在历史叙事中保持时代感，需要一个作家有非常好的思辨能力，有足够开阔的眼界，足够与时俱进的意识，足够完整和完善的思维训练。这些能力可以从学院的学术训练中获得，更可能是从学院外的生活中获得的。很多优秀的作家，学历并不高，但他们的阅读、他们的阅历、他们的思考，都使得他们具备了这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