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知识分子下乡的传统
解放周末：2003年，您和团队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开办了新世纪第一所免费培训农民的学校——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从而引起了社会关注。1926年，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正是在那里推广平民教育运动的。
温铁军：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前辈发起的乡村建设，是中国早期“去依附”的一种努力。但这种努力的发端，要早于1926年晏阳初去定县。
1895年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大生集团，使用本地资源做综合性的产业社会化开发，产生的收益全部用于本地的社会文化建设。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还办了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敬老院、残疾人院、孤儿院，开展残疾人教育、妇女教育，甚至办图书馆、博物馆、公园、体育馆等。大生集团是中国早期的社会企业，其在地化发展，是当时世界上没有过的典型。
直到21世纪，西方的大企业集团才开始提倡向社会企业转型，强调企业的目的首先是追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三追求企业所在国的综合性发展，最后，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企业得追求收益。殊不知，百年前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办企业的目的就是实业救国，路径就是在地化综合发展，他们创办的就是社会企业。这是非常好的“中国故事”，但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讲好，以至于许多今天研究社会企业的论文，开篇就讲社会企业的雏形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
解放周末：由张謇始，“去依附”的乡村建设实践是如何一路延续下来的？
温铁军：张謇以农村的在地化发展为目的，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带动地方综合性发展的经验。这个经验从1895年一直延续到1926年。在这期间，四川的卢作孚两次来南通参观学习。1926年，张謇去世，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开业，同样是一个在地化综合发展的社会企业。还有晏阳初、梁漱溟等，都接续了张謇的事业。
过去一百年，我们只知向西方学习工业现代化，但其实我们也有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果和实践成果都非常丰硕，有待挖掘。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乡村振兴的时候，就提到了要借鉴晏阳初、梁漱溟等前辈的经验。
解放周末：这些前辈的经验也同时形成了知识分子下乡的传统。
温铁军：是的。今天我们这些教授、博士下乡搞建设，好像是另类，但这些做法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晏阳初和陶行知当时是从美国回来的“海归”，梁漱溟也是国内的名教授。我们得接续知识分子下乡的传统，这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传统。
把当代中国的问题说清楚
解放周末：您一向以性情敢言而著称，在搞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遇到过困难和质疑。面对质疑和批评，您抱持怎样的态度？
温铁军：我确实招人嫌，有人说我像三更天打鸣的鸡，叫早了，搅人清梦；也有人说我的理论总是颠覆性的。但我提出的每个观点、我书中的每个字句，都植根于我所亲历或见证过的现实。
我过去的脾气是“因人睚眦拍案而起”，现在大改了。现在不论谁批评我、批评我什么，我都笑眯眯地接受，但坚持一点：要真想批我，你也得去走一趟、去看一回，然后再来批评我。最怕那种自己思想上不愿进步、精神上不愿开拓，还照搬老一套来约束年轻人、考核年轻人的做法。
解放周末：您的微信名叫“游方僧”，您去过多少地方？
温铁军：我的脚头是比较“野”的。以前常常中午刚回北京，下午买张车票又走了。国内几乎都跑遍了，国外也走了40多个国家，印度的游击区、巴西的贫民窟都去过，也见过墨西哥的“蒙面军”。我现在左右两个膝盖上都有劳损，走路超过半小时就走不动了。好在以前走得多，此生不亏。
解放周末：听说您有两次特别“野”的“旅行”。
温铁军：第一次是1985年，我34岁，从青藏高原出发，沿着黄河，由黄土高原下到华北大平原，再到山东入海口，4个月骑摩托车跑了8个省，住过老农家、废窑洞，在空教室里拼桌子算是条件好的了。我永远记得那天高云淡，也永远记得那蛮荒一片。那一趟，让我对农村的复杂性有所认知。
第二次是1991年，苏联解体，我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我不相信美国人“Next must be China（下一个一定是中国）”的论断，就自费前去摸索苏联解体的教训。我去了东德、克罗地亚等7个东欧国家，历时40天，却只花了不到2000美元。到一个地方，我就找个小咖啡馆，买杯咖啡，然后转身对盯着我看的人群问，谁懂英文，我跟你们聊聊？肯定会有人搭话。那一趟，我和难民同居过一室，也穿行过全是沙袋、军人的街道，亲眼看到了激进变革给老百姓带来的影响。这让我知道什么是社会成本、转型代价，那都是老百姓的苦难。
一个人提问题的能力，受一个人思考能力的限制；只有用自己的脚去走世界、用自己的眼去看世界，才能有自己的思考。还有就是保持理性的批判精神。我们应该相信，人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可以是多样化的。我希望年轻人不要迷信教科书，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用一生保持自觉思考的能力。我希望年轻人有点思想自觉，推动理论创新，把当代中国的问题说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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