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浦东正式开发开放。今天，浦东新区以占全市1/5的面积、1/4的人口，贡献了1/3的经济总量，成为上海经济的增长极、发动机，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浦东开发开放如何从“纸上蓝图”一步步落地、落细、落实？曾担任浦东开发联合咨询研究小组成员、浦东新区副区长的周汉民，深情追忆浦东开发开放早期研究与波澜壮阔的奋进历史。

　　浦东开发开放，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解放周末：1990年初，我国已有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为何还要开发建设浦东？

　　周汉民：浦东开发开放，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突然之间的奇思妙想，更不是匆忙的一个决定，而是党中央、国务院基于国际国内基本形势变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长期以来，上海都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世纪80年代初，围绕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等问题，上海各界展开了积极探索和深入研究。

　　当时，申城82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有1万多个生产点、5700家工业企业，占全市工业企业的55%；全上海有几十万户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约为4平方米，其中还有3万多户人均居住面积不到2.5平方米；上下班高峰时的公交车上，1平方米大小的地方要站12个人……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窄、绿化之少，是现在不可想象的。于是，位于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邻外滩的浦东地区开发建设问题，被提到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

　　从国家层面来看，42年改革开放的总体趋势就是“由点到面、连线成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建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紧邻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1984年，中央决定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这14个城市北到大连，南至北海，沿我国18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分布，当中那个“点”就是上海。

　　对于当时的上海来说，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更深入的改革。具体从哪里突破？浦东是比较理想的。

　　解放周末：为了开发开放浦东，上海前期作了哪些准备工作？

　　周汉民：早在1980年，有识之士就发表了呼吁开发建设浦东的文章。当时，市规划局办公室的陈坤龙写了一篇文章，叫《在浦东新区建设“新市区”》，呼吁市政规划要“往前拱”。

　　1985年2月，国务院批复《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其中提出“重点向杭州湾和长江口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可说是民有所呼、国有所应。1986年，国务院批复《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强调“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高校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

　　这一时期，久居美国的华人林同炎，一位举世公认的桥梁建筑大师，给时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用钢笔一字一字写出来的万言书，提出了立足浦东、放眼世界的一系列建议。

　　以此为契机，上海专门组织一个班子来认真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战略，名为浦东开发联合咨询研究小组，聘任林同炎、陈乃东等海外华人，还有新加坡的学者、巴西的城市建设专家，以及世界银行的中国执行董事许乃炯等为海外顾问。

　　这个小组成立于1987年7月7日，中方工作组设有1个组长、1个副组长、6个成员。汪道涵老市长担任顾问，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为组长，副组长是建设局局长张绍樑。组员有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俞健、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於品浩、规划设计院李佳能、土地管理局俞汉卿以及来自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的陈泽浩，还有一个就是我。

　　现在来看，浦东开发开放犹如平地起高楼，背后积聚了很多“能量”：一是有识之士的热情呼吁；二是有中央给上海的战略要冲定位；三是有连续多个相关方案提到浦东开发开放的现代化和新区建设的意义；四是有海外同胞的睿智建言；五是有政治家的远见和引领，能够把“众智”集合为“事业”。

　　这件事，人们已经等待了太多年

　　解放周末：小组组员是怎样分工合作、开展研究的？

　　周汉民：我还记得，当时办公条件很紧张。中山东一路12号原市政府大厦底层搭有一排铁皮房，就借了一间给我们办公，电话分机是“0”号。

　　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问题。比如，是以浦东的一角为试点，还是把整个浦东都作为试验田；是取几个点作为开发开放的重点，还是全面开花？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大家都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工作充满了激情。当时，我刚从上海外贸学院国际经济法系硕士毕业，留校任教，是最年轻的，其他几位同志挑了大梁、担了重任。

　　汪道涵老市长给我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开放度研究，也就是“门开多大”。15度？45度？90度？还是干脆不要门？另一个是浦东新区的法律框架研究。

　　那年夏天，海南处于建省的关键时刻，正在制定30条开放政策。我们就去海南调研。1988年初，我们又前往美国旧金山，倾听国际人士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建议。大家花了一年时间最终形成的浦东开发开放可行性报告，主要研究了四大问题：

　　一是战略研究。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战略研究就是要做到深谋远虑。二是政策研究。还是一句俗话：办酒容易请客难。政策研究就是要解决如何让人近悦远来又能够流连忘返。正所谓“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研究落地的问题。第三个和我的专业有关，是法律条例研究。四是资金筹措研究。

　　浦东开发开放可行性报告七易其稿，吸收了海内外200位专业人士的真知灼见。报告完成后，我们希望开一个国际研讨会来研究相关设想是否确切、合适，是否具有吸引力和可操作性。1988年5月2日至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在西郊宾馆举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都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还有140多位中外专家与会研讨。

　　会上，大家建言献策，非常踊跃。这个场景让我很感动——浦东开发开放这件事，人们已经等待了太多年。

　　解放周末：这份报告为浦东绘制了怎样一幅蓝图？

　　周汉民：我们小组提出，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是整个浦东的大开放，是带动上海发展的大开放，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大开放，是坚持“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大开放。具体的设想是“三点一线”，“三点”即陆家嘴、黄楼（大致为今天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区域）、外高桥，“一线”是沿杨高路开发一条新路。

　　这个构想得到与会者的肯定，认为“积极进取，大胆且可落实”。现在来看，陆家嘴、外高桥是按照当年设想建设的，黄楼这个点移到了金桥；“一线”变成了新建的世纪大道，大致沿东方路开发。

　　报告在国际研讨会之后再经修改，由市委、市政府呈报中央。1989年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1990年4月18日，李鹏同志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不久后，国务院有关部门来了一位领导，我陪同他去陆家嘴调研。到了陆家嘴，他从面包车下来，问：“哪里是陆家嘴？”我指了一指：“这就是陆家嘴。”一片农田，间隔着民房，有一两个烟囱，这就是当时的陆家嘴。

　　浦东开发开放后，陆家嘴、金桥、外高桥相继成立开发公司。按照规定，这些注册资金超过1亿元的公司要由国家计委审批。但中央部委决定放权，没让我们去北京报审，而是派人来上海参加评审会。

　　3个开发公司成立时，我都有幸担任评审委员会主席。记得第一个评审的是金桥，第二个是外高桥，第三个是陆家嘴。当时，对陆家嘴的设想是先建设一批现代建筑，逐步转向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目标定位；在金桥，我们要打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开发区，要从“制造”迈向“智造”；外高桥则要向世界一流的保税区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