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实施后，产生了较好的治理效果，但对“黄灯”状态下行驶行为进行扣分罚款的规定也引发热议，人们围绕“该罚”与“不该罚”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有关部门顺应民意调整了政策，对“黄灯”亮时行驶行为的处理作出了细致划分、科学界定。今年是惩防体系建设新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如何制定、以什么样的标准制定反腐倡廉制度，是当前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有人问，能不能参照交通标志设计，在反腐倡廉制度设计时，在“是”与“非”、“行”与“不行”之间，设计一个“可上可下”、“可行可不行”、“可为可不为”的“黄灯”地带，对一些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影响的轻微违纪行为给予容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笔者的观点是：反腐倡廉制度设计只能有“绿灯”、“红灯”，不能有“黄灯”。　

　　首先，制度的“软肋”在于设置“黄灯”。软肋的特点就是不硬也不软，一是都咬得动，二是味道挺好，三是能带给食客成功喜悦的体验。普通的管理制度需要既有刚性又有弹性，既合法合规又合情合理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现实必需的。但反腐倡廉制度作为一种规范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行为的准则要求，则必须“硬如钻、刚如铁”，明确告诉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违反规定必须承担的后果，具有强制性的规范功能。人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在采取某种行为之前会有一个趋利避害的分析判断，并力求达到行动之后的利益最大化。反腐倡廉制度设计中如有“黄灯”地带，就容易成为人人可吃的“软肋”，进而成为“风险点”，最终使制度走样、变形，公平公正得不到保证，公信力大打折扣，其结果自然是制度不成制度，有制度不如没制度。　　

　　从现实情况来看，经过多年的努力，反腐倡廉建设的法规制度已经比较健全，反腐倡廉工作已初步实现有法可依。但为什么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依然多发？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关权力的制度笼子不科学、不严密，真正管用的、管得住的刚性制度缺乏，“软规定”多。因此，当前一方面要着力解决“无制度可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好“制度不管用、不好用”问题，突出强化制度的刚性规定，真正做到反腐倡廉制度规定“是就是”、“非就非”、“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其次，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严格“执行”。严密、科学、刚性的制度，是推进反腐倡廉的基础，但其生命力最终落脚于严格执行上。相比之下，执行落实制度比制定出台制度要困难得多。一项制度的制定完成，仅仅是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关键要真正落实执行并长期坚持，真正起到规范、引导人的行为的作用，最终有效转化为反腐倡廉的现实生产力。当前，关于反腐倡廉建设，大多强调加强制度建设，但更为关键的是要提升制度执行力，着力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可操作性问题。制度如果留有太多“黄灯”地带，就会丧失约束力，因此要切实增强制度刚性，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不给、不让执行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二是执行力度问题，使反腐倡廉各项制度不折不扣得到执行。三是监督落实问题，切实做到令行禁止。　　

　　从现实看，当前群众议论较多的就是制度的不公和执行的不力，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变成“两层皮”，最终导致制度被“扭曲”，实效打“折扣”。没有“黄灯”的制度才不会在关系、权力面前“弯腰”，才不会在潜规则、人情世故面前“低头”。也只有制度得到严格执行，其规范力、调整力、影响力、生命力才能凸显出来。　　

　　再次，制度的“威力”在于没有“特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实践中常有这样的情况，在制度制定的时候，一旦触碰到某些人的利益，就会设置“黄灯”地带，用上“一般、原则上”等加以模糊；一旦某些领导干部超脱、逾越或者违反了制度，就会打着以人为本、教育为主、保护干部的旗号进行规避，使领导干部成为制度面前的特殊人。在制度的执行上，一些地方单位凡事只要领导发了话，有了领导批条，就能一路畅通无阻，甚至为所欲为。反之，如果没有领导的点头、默许、明示，即使有明确要求的纪律，有明明白白的制度，有清清楚楚的规定，也无济于事。这种带特权的制度，没有任何“威力”可言；这样“两张皮”地执行，制度就会成为一种摆设，没有任何公信力、约束力和执行力可言。笔者认为，在制度面前，党员领导干部要在标准上高于一般干部，要求上严于一般干部，行动上先于一般干部。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遵守和维护制度的良好风气才能逐渐形成。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