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腐败”，是相对收受贿赂的“硬腐败”而言的，它的隐蔽性较强，利益动机被包裹在“人情”和“礼俗”等糖衣里面。近日，中央出台《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对公务接待中暴露出的部分“顽疾”逐一开出药方，旨在重拳整治“三公”消费中的“软腐败”。“软腐败”有哪些表现形式？其危害在哪儿？如何根治？本期“思与辨”进行探讨。

　　■ 主持人： 尹传刚

　　（深圳特区报记者）

　　■嘉 宾： 张涛甫

　　（复旦大学政策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陈家喜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刘国强

　　（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软腐败”有着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

　　主持人：《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旨在重拳整治“三公”消费中的“软腐败”。在大家看来，“软腐败”有哪些表现形式？

　　刘国强：“软腐败”的表现形式，有“以公对公”的形式，如逢年过节，去上级部门和主管领导那里串串门加深感情，检查考核，请检查考核人员提前来“指导工作”，在公务往来中超规格接待，赠送纪念品；有“以公对私”的形式，如领导家有红白各事，以单位的名义送礼；还有“以私对私”的形式，把个人交往作为工作关系的延伸，私底下以各种手段拉关系套近乎。“软腐败”在工作作风上，表现为拉帮结派，当老好人，该管的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得罪人。“软腐败”名目繁多，花样也不断翻新，不胜枚举。一些人已经对“软腐败”见怪不怪，甚至在心底有一种认同感，认为它是工作中必需的一部分。

　　张涛甫：“软腐败”不是大数额的金钱交易和挑战底线的利益输送，其腐败行为尚未触犯法律红线，而是一种“非罪”腐败。近年来，“软腐败”呈扩大化趋势，经常表现为“人情腐败”。比如，一些单位年终岁末为上级单位和领导送些“土特产”；中秋节送送月饼票等等，这些“轻量级”的“小意思”，一般不会触犯刑律。它以“人情往来”的名义，行权力交易与利益交换之实，而且花样翻新，防不胜防，毒化社会风气，侵蚀公权力根基。

　　陈家喜：“软腐败”是指那些情节轻微、界定模糊、影响面较小的腐败行为，比如超规格公务接待及职务消费、打招呼、走后门、搞裙带等等。这些软腐败由于情节轻微，也被看成灰色腐败、微腐败，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并泛滥开来。

　　“软腐败”比“硬腐败”更具持久、深广的毒性

　　主持人：“软腐败”为何一直得以存在，与“硬腐败”相比，“软腐败”的危害在哪儿？

　　刘国强：“软腐败”的存在有各种复杂的原因，它与我国重视人情往来、盛行送礼之风的文化传统有关。也反映了对权力监管上的不力，或者是因为权力运行不公开，不透明，对各种违规的“软腐败”缺少监督，或者权力异化被默认。一些人认为只要不贪不拿，不要不占，即使吃了，喝了，用了，送了，也算不上腐败。

　　“软腐败”发生面广，影响直接而深远。它严重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和公信力，败坏了社会风气，也成为滋生“硬腐败”的温床。如不能遏制“软腐败”，公正清廉的政治风气就无从实现。

　　陈家喜：我国“软腐败”有其滋生的土壤，如公共财政支出不透明、人大预算监督乏力、反腐制度缺乏细则以及重人情的社会习俗等。

　　“软腐败”同样是一种腐败行为，并且由于其较为细微而不易被察觉，更容易滋生、效仿、蔓延和扩散，久而久之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党政干部大吃大喝、讲特权、谋私利，必然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软腐败”也会蔓延到社会，进而破坏社会风气。当社会盛行走后门、找关系、送礼办事的规则时，无疑会增加公共活动和社会交往的成本。

　　张涛甫：“软腐败”作为一种“非罪”腐败，危害性不可低估，若不下猛药根治，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都可能是灾难性的。它直接发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皮底下，直接触碰群众的神经，实实在在地损害了政府和党的形象。

　　“软腐败”是“硬腐败”的“潜伏期”。很多“硬腐败”就是从“软腐败”升级而来的，同时，作为一种“人情腐败”，它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像扩散的癌细胞一样，四处吞噬社会良善，以“人情”的面目腐蚀人心，它比“硬腐败”更具有持久、深广的毒性。

　　轻罪重罚，确保制度威慑力

　　主持人：那么，应该如何根治“软腐败”呢？

　　张涛甫：我认为，根治“软腐败”需重典，也少不了“灵魂深处的革命”。得在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拧紧发条，尤其对那些手上掌握公权力和公共资源的人和部门，需要拉紧思想的缰绳，扎紧制度的笼子。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推行八项规定、反“四风”等举措，重拳反腐，最近又推出《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这些都对公权力腐败，乃至“软腐败”构成了雷霆万钧般的威慑。针对防不胜防的“软腐败”，仅靠一时的急风暴雨还是不行的，需要触及灵魂的观念革命，需要长效的制度坚守。此外，应该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和广度，让一切腐败，包括软腐败，在阳光下无处藏身。

　　陈家喜：根治“软腐败”，需要做到三个层面：一是制度监督细致入微，不留缝隙死角。牛栏关不住猫，如果反腐败的制度设计过粗过泛，缺乏可操作性，则很容易为腐败分子形成可乘之机。二是轻罪重罚，确保制度威慑力。新加坡反腐口号是“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 惩处贪污贿赂不以是否达到特定数额为依据，即使很小的腐败行为也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同时还会面临失去公职、养老金等处罚。这些举措形成了强大的制度吓阻功能，有效地打消了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三是完善制度配套，形成权力监督体系。腐败的形成与垄断、暗箱操作成正比，与公众参与成反比，即：C=M＋（D－A），腐败=垄断＋(暗箱操作－公众参与)。因此在强化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的同时，要十分注重配套制度的建设，如政务公开、反腐败国际合作等，形成监督机制的整体设计，铲除权力腐败的滋生土壤和生成空间。

　　刘国强：要根治“软腐败”绝非易事，这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和法律规范，形成对领导干部政绩和作风的考察评价机制，防止各种形式的权力滥用和寻租。当前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需进一步细化，并长期坚持，在此基础上，加强公务员的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以使硬性约束逐渐内化为国家公务人员的自觉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