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机构调整

　　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对内设机构进行了调整，将党风廉政建设室和纠正不正之风室合并为党风政风监督室，将执法监察室和绩效管理监察室合并为执法和效能监督室；新设立2个纪检监察室，减少了职能交叉，加强了监督和办案力量。

　　同时，对过去参与的领导小组、协调小组、联席会议等议事协调机构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125个精简至39个，确保主要精力集中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来。

　　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的示范带动下，截至10月底，已有2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初步完成内设机构调整。其中，17个省（区、市）纪委参照中央纪委做法，将党风室、纠风室合并为党风政风监督室；将执法室、效能室合并为执法和效能监督室；新设立1～2个纪检监察室。

　　各地纪委还精简了过去参与的领导小组、协调小组、联席会议等议事协调机构。截至10月底，15个省（区、市）纪委已完成调整工作。调整后，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平均减少了65.86%。

　　反腐倡廉：制度“笼子”编织提速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决查处一批大案要案，加强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重视的程度、认识的清醒、反思的勇气、调研的深入、高层的表率、工作的扎实、报道的公开、群众的参与、成效的明显，前所未有。

　　反腐败的要义，重在建立制度。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层部署反腐倡廉工作，“制度建设”被反复提及。

　　对于如何加强反腐制度建设、建设廉政体系，中央高层已有明确规划——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其制度设计指向，一在加强教育、培育文化，二在监督权力，三在立法立规，四在深化改革。

　　例如，在立法立规方面，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提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11月，《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发布实施，意在整肃党风政风，打牢反腐基础。

　　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反腐体制变革的举措。内容从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到权力制约协调机制，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到改进作风的常态化制度，从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再到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的专项清理。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三中全会提到进一步强化纪检双重领导体制、强化上级纪委的领导，强化中央纪委派驻和巡视监督等内容，表明反腐工作不仅将逐步向纵深推进，并将从制度层面不断收紧。

　　当前，不少地方纪委发现或查办重大案件时，必须向同级党委主要领导报告，得到首肯后才能初核或查处，给压案不报和瞒案不查提供了机会。因此，三中全会提出，要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具体而言，要从“事”和“人”两方面着力。

　　“事权”方面，如果案件线索处置和查办必须同时向上级纪委报告，那么就对同级党委主要领导形成制约，这样就有利于更深入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打击腐败犯罪。

　　“人事权”方面，各地纪委书记、副书记是一级纪委的主要领导，承担着一个单位纪律检查工作的主要领导责任。三中全会提出的提名和考察方式，有利于纪委书记、副书记更好行使党内监督权。

　　上述众多举措已清晰表明，中央对反腐败工作既有决心，也重操作，将通过不断改革体制、完善制度，最终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是一项繁复的系统工程，不能幻想“毕其功于一役”。随着反腐败工作向深处进军，其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唯有通过出台和完善相关制度，方能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记者 陈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