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蔚青

　　一、《决定》是又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宣言书、动员令、设计图和时刻表。它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克难遭遇思想观念的束缚和利益固化的藩篱的形势下，发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号召，第一次从理论上创造性地概括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改革重点领域的核心问题上作出重大理论突破，对这些年来人们所议论、所焦虑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一些在认识上争执不下、在实践中长期僵持的问题，表明了解决的决心，指明了解决的方向，显示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决定》是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又一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的又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它必将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前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通过1992年南方谈话发出了第二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他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针对这个要害问题，他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提出了判断改革探索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突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同时重申了列宁晚年的基本思想：“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在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前提下，邓小平号召“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并且提出了再过三十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时间表。

　　正是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取得重大突破的基础上，我们党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探索。从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设计愈来愈清晰，愈来愈完善。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稳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相继启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在此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覆盖六大领域的全面改革顶层设计，作出了“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庄严历史承诺。三十多年的历史充分说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才能有深入人心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只有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凝聚共识，才能确保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贯彻落实，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二、解放思想是为全面深化改革服务的

　　新中国的历史表明，作为一个后发的大国，上上下下都希望发展得快一点，在发展问题上容易犯的毛病往往是急于求成，导致冒进。今天，在发展问题上解放思想，也主要是从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经济总量和表面“政绩”，忽视效益、民生和资源环境约束的传统发展观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解放思想的重点和难点，是在制度问题上。我们既要摆脱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曲解，又要克服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制度的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规律，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使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解放思想的最重要任务，就是为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扫除思想障碍。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对其他领域的改革起着牵引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最重大的理论创新之一，是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概括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解放思想的又一重大成果。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把它表述为“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次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突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针对这些年来这方面出现的一些犹疑和争论作出了旗帜鲜明的回答。尽管二十年来我们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强调不断加码，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基础性作用只是一种自在的客观现状，而政府干预体现了自觉性，应该起决定性作用，于是就出现了大量用政府干预决定资源配置的现象，并且有从要素领域向产品领域拓展的趋势。

　　历史唯物主义特别重视决定作用。正是对社会生活中决定性因素的不同理解，区分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肯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实质上是承认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决定性作用，社会需求的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的这一根本特征，使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的革命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其实从这句话前后一大段文字的内容来看，他们描述的，正是市场经济对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作用。资产阶级不过是市场力量、市场规律在当时的人格化代表。我们今天排除政府过度干预对生产力的束缚，让市场体系遵循自身的客观规律得到完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在此基础上完善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一定能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社会活力得到极大增强，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当然，市场信息也可能失真，对市场主体产生误导。但解决的办法不是用自以为是的行政命令取代它，而是要推动更加充分的信息公开，提供更加科学的信息分析工具，惩罚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同时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行为规则，使市场主体的利益和社会的共同利益在更大程度上一致起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6个方面的22大项举措，都是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有在对市场作用的认识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深刻理解和自觉落实全会《决定》。

　　《决定》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是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概括定位精准，内涵丰富，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改革目标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任务，十六届四中全会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个总目标又有新的重大拓展，不仅追求功能（治理能力）的优化，而且追求结构（治理体系）的优化。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包括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在内的治理体系的优化，是改革的治本之策。结构决定着整体功能的优劣，也影响着各个组成部分功能的发挥。“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公权力顺应民意和历史潮流进行的一场自我革命，“打铁先得自身硬”，公权力必须以自身的革命性变化带来社会的革命性变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准确地体现了这场自我革命的本质要求，是以自身的改革带动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全面深化的关键环节，是保障四个现代化顺利实现的第五个现代化。

　　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治理”概念强调多元主体管理，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不仅第一次使用了“国家治理体系”概念，而且把“治理”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范畴，治理的主体包括整个国家机器和政党、社团、公民，治理的客体是市场和社会，治理的领域全面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在改革方向上体现了从行政一元化单向度的管理向共产党领导的多元平等合作多向度共治转型的政治体制改革大趋势。这是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表明我们的改革决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我行我素、为所欲为，而是有参照系的，就是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积极推广国内的成功经验，大胆借鉴国外解决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有效体制机制和方法，不走别人走过的弯路，努力完善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这就要使我们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法的认识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形束缚下解放出来，避免从抽象概念出发看表面贴标签，反对把只适用于特殊国情的特殊体系和特殊方法当成普遍规律生搬硬套，也要防止借口反对照抄照搬否定普遍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用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来衡量标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法，实现一切从当今中国实际出发和按客观规律办事的辩证统一。

　　三、解放思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解放思想绝不意味着抛弃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曲解和教条式理解，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观察和处理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刻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把握各个领域改革的重大关系，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并且根据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靠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理解和自觉运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中学习，就选择了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这正是抓住了当前解放思想的关键和统一思想的基石。

　　要深刻理解《决定》中的上述两大理论创新，进一步解放思想，必须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突破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深入骨髓的对国家的迷信。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曾经深刻剖析过这种“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指出其基本理念就是“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认为应该由国家包揽一切公共事务，国家管得越多越好。恩格斯认为，国家机关有可能“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恩格斯反对“对国家的迷信”的这些思想，“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精辟见解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处理好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应该认识到，市场和社会，都是按照自然形成的联系自主地组织起来人民群众，国家是为他们服务的公仆。如果说革命党的群众路线往往采取搞群众运动的形式，那么执政党的群众路线就应该充分体现在人民群众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的国家治理中。　　

　　（作者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省政治学会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