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什么是启蒙”的话题，人们自然会想起康德的同名文章。美国当代学者詹姆斯·施密特认为：“启蒙运动是欧洲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是，‘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却独一无二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问题。”他没有看到，康德及其同时代人争论的问题在西方延续到现在并影响到中国；“什么是启蒙”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不仅是一个“德国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海内外学界一些人以西方某一国家或某一时期的启蒙思想为标准来判断中国启蒙的性质；或追随当代西方反对启蒙、批判现代性的思潮，注重总结五四运动的“教训”，而很少总结中国近代以来启蒙的经验教训，甚至认为启蒙未在中国发生过。有鉴于此，笔者选择以下四个问题加以辨正，以期方家关注。

　　中国近代启蒙起源于何时？

　　我国古代早有“启蒙”之名：汉儒的“祛弊启蒙”有“解蔽求真”之意，宋儒的“童蒙养正”指的是让人脱离不成熟状态的儿童教育。但民主和科学意义上的启蒙思想发端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我国历史学家侯外庐把有清一代的启蒙思想分为三期，认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启蒙思想“气象博大精深”，18世纪戴震、章学诚等人的汉学是黄顾之余绪，19世纪中叶龚自珍、魏源的今文经学拉开了近代启蒙的帷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巨子虽开始时在表面上受西方文艺复兴和日本明治维新影响，但其历史资源、理论基础和表达方式是“经学革命”。而当维新派成为改良派时，反满革命派章炳麟则通过阐发古文经学的革命意义与今文经学抗衡。

　　这样看来，中国近代启蒙与西方启蒙在17—19世纪同步发生，虽然理论形式不同，但都包含限制君权的民主思想、倡导“修己治人之实学”的科学思想以及变革维新的历史进步观等。所不同的是，中国近代启蒙生不逢时：当以启蒙学者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接二连三攻坚克难、夺得政权之际，黄宗羲所哀叹的“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蛮夷刚拂晓，复明已没落）的晦暗局面在200多年间竟无本质改变。

　　五四运动如何推动了社会进步？

　　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启蒙的标志性事件，其现代性表现为二：一是思想资源的世界性，二是划时代的进步性。这两点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把握五四运动的性质。

　　有人把五四运动视为西化派与文化保守派的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过分渲染就可能导致双重混淆。第一，混淆了现代启蒙和旧式启蒙。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者有世界眼光，比如，梁漱溟主张在世界文化视野中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质，认为引进西方文化中科学与民主这两种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当务之急”。而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旧式保守派思想，无论是康有为的孔教主义，还是章炳麟“光复宗国”的“国粹国魂”说，都被时代所淘汰。第二，没有看到西化派和保守派都试图融汇中西思想或新旧学说。在保守派方面，学衡派受美国白碧德的新人文主义影响，主张“融合新旧，撷精立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杜亚泉主张“中西文化融合论”。在西化派方面，胡适自述“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胡适后来提倡并身体力行“整理国故”，用实际行动证伪了他“中国事事不如人”的偏激之词。

　　有人把五四运动说成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分裂与较量。这一论断从学理上说是否合理，姑且存而不论。仅从政治结果上说，如果把后来的历史都归咎于五四时期的这种所谓分裂与较量，也是一叶障目。我以为，应区别作为社会政治运动的启蒙和作为思想解放思潮的启蒙。作为社会政治运动，启蒙总要把精力集中于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总有曲折反复，中外概莫能外。在西方，尽管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充满进退兴衰的插曲，但始终贯穿着一种时代精神和核心思想理念，即康德所谓“公开运用你的理智的勇气”。恩格斯曾指出，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人物“都是非常革命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五四运动是社会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则是思想解放思潮。这次思想解放建立了衡量数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和新传入外国思潮的“理性法庭”，虽然“法官”们有不同的具体标准，但他们遵循相同的裁判规则，于是共同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术和政治。无论有多么大的政治分歧，复辟帝制已不可能，开历史倒车不得人心，原封不动地照搬古语旧学没有立足之地。一代学术宗师的涌现和民智大开的新风尚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而大批优秀分子推动的政治变革则是五四运动的社会效应。两者相互激荡、彼此呼应而又不相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