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

　　◆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大的方面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整个社会文化变化了，经济基础变化了，我们的现代化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对政治上层建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也要跟着现代化。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和过去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现在，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财富分配需要公平公正。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发展经济，提高人均收入，这依然是重要的，但最突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腐败特权，一个是公平公正，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就是一个问题：公平公正。怎么实现公平正义？发展经济当然是基础，但最主要还是要以制度来保障公平公正，这就是国家治理的任务。

　　其次，这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对国家治理体系进行了成功改革。例如推行依法治国，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和透明政府的目标，等等，这些都是治理的变化。

　　其三，是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是化解现实存在局部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

　　一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有很多经验；另一方面，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又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要主动回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最好的回应。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相当强的针对性，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国家治理状况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治理体制不完善。不完善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一些制度的缺失，例如互联网管理，去年人大才颁布了相应的法规，我们还有这么多社会组织，到现在没有《社团法》，只有国务院颁发的条例。但是，更要害的还不是制度缺失，而是制度不合理不科学，无法执行，或者说执行不力。很多制度设计本身就是不合理不科学的，很多规定千篇一律无法执行。

　　二是治理主体失衡。治理主体是多元的，社会组织、基层组织、公民都参与到治理当中来了，企事业单位也参与进来了，但党和政府还是管得太多了。所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讲要简政放权。但这有一个前提，放权出来以后要有人接收这个权。这就需要培育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重要的治理主体，现在这个主体太弱了。

　　三是治理方式简单。比如维稳，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堵为主的传统维稳，这就是简单的方式。另一种方式是以疏为主，动态维稳。以疏为主，这种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以疏为主，对治理者的挑战就大了。

　　四是治理效率偏低，而成本则偏高。我们感觉维稳的代价很高。处理这种群体性事件，解决维稳方面的问题，都和国家治理制度直接相关。

　　五是公众参与不足。有一些事要让公众参与。我们经常讲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制度化，可是为什么有一些政策老百姓不满意，有一些政策是谁都不满意？我们讲公共政策有四种结果，第一种是最好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从这个政策中得到好处，大家都说好。第二种是次优，绝大多数的利益相关方都从政策中得到好处。第三是次劣，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了，少数人的利益得到了保证。第四种是最劣，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说这个政策不好。出现这种情况，政府有关部门一定要反思。相当一部分政策就是没有让公众参与，没有科学论证，如果做到集思广益，相信总会有办法。

　　六是法治程度不高，社会自治缺乏，官民合作程度不够，政府缺乏公信力。

　　所有这些问题都对我们的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如果不解决就会产生治理危机，治理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执政危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高国家治理水平？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制定了详细的改革要点，我们应当按照中央要求去做。下面阐述几点原则性的意见。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解放思想尤为重要。《决定》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这里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是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缚社会政治进步的体制机制都应当破除。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另一方面，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先进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有两个基本因素影响着国家治理水平和效益，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既有“破”又有“立”。一方面，要像《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良好的国家治理，制度是决定性的，但治理者的素质也至关重要。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核心政治价值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政治价值观的教育，培育公民意识，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和维护公民权利，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决定》指出，“到二⚪二⚪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实现这项艰巨的战略任务，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坚强的领导和果断的措施，同样也需要宽广的胸怀、高度的智慧和正确的道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超越任何组织和群体的局部利益，而以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眼点；不仅要集中全党的智慧，还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不仅要有政治精英的参与，也要有普通民众的参与；不仅要依靠党组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更要严格遵循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的基本方略。

　　总而言之，只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有沿着民主法制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代化的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作者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本文根据作者在华大讲堂上的演讲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