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改革以来的35年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创建时期的话，那么，从现在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即在实践、制度和理论上的建构时期。

　　在创建时期，我们党形成了三个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回答和解释了我国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理论框架。这个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突破性，即突破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突破苏联模式和“左”的思维的束缚；二是艰难性，即在改革进程中，有着新旧思维和新旧模式的交织和冲突，也有着内部外部多方面因素的冲击，以及这30多年来发展本身的波动，所有这些增加了理论创造活动的难度系数；三是变动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不断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做形式、内容和重心的调整。

　　自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进入了新周期、新阶段或新时期，即建构时期，在制度、体制和理论体系方面更多地带有成熟化和定型化的意义。在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能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主体性，依托中国自身的长期改革实践而提炼有着中国内容和中国形式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二是整体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更加突出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整体性的全面推进和深入发展，因而理论创新也显得更加丰富、更加全面；三是自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总的命题和总的框架，容纳各种新主张、新观点，形成一系列比较严谨的、开放的、有机的理论体系。

　　不论是在创建时期还是在今后的建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具有以下重要特征：一是原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却是对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的突破，作为像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以非资本主义的方式谋求实现现代化，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无疑具有原创性的意义；二是合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在改革中开辟出来的道路，既是现代中国历史的逻辑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作出的正确抉择，因而是当代中国多种发展可能性中最为合理的一个选择，也是各种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合理性；三是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和取得的成果表明，固有的优越性正在不断显现，而且越来越显著，由于当代中国在发展、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植入了社会主义原则，使得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等方面，显示出愈加明显的优越性；四是成长性，社会主义在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着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追求创新的强大活力和进一步成长的巨大空间，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将会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文明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