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大局，邓小平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大战略判断。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后来，我们党进一步把“两大问题”概括为“两大主题”，并据此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理论”，江泽民、胡锦涛在党的几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充分阐述。这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只能导致封闭落后。充分认识和切实把握运用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

　　在这两个重大战略判断的前提和基础上，从1978年到1992年，十四个年头里，邓小平作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包括确立“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一整套方针政策；包括决策恢复高考；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创办经济特区；确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决策实施“863”计划；包括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实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提出一系列“两手抓”方针；把制度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突出提到全党面前；实行百万大裁军；提出“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等等。这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牢牢把握了三个重大历史节点，引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第一个重大历史节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时的中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百端待举。邓小平及时向全党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战略号召，胜利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确立了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第二个重大历史节点，是1989年。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分析了形势，明确而肯定地向世界宣布，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坚持“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不动摇，坚持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从而在重大历史关头，鲜明地回答了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方向前进的重大问题，稳定了大局，进一步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心，树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

　　第三个重大历史节点，是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谈话。这既是一篇集大成的谈话，又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的宣言书。这篇重要谈话，又一次从根本上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C

　　战略指导，邓小平领导风格的本质特征

　　邓小平作为战略家，他的领导工作，高瞻远瞩，举重若轻；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旗帜鲜明，勇于担当；绵里藏针，柔中寓刚；波澜不惊，稳如泰山。而贯穿邓小平领导工作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坚定的信仰，是邓小平全部实践和理论的基石，也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基石。

　　邓小平在讲到党的优良传统时，曾经反复讲过，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在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中，始终不渝地坚持的，也是这两条最根本的东西。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两个基本点。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为此，他建议“党中央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领导工作“四性”，是他对领导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他对全党的要求，我认为也是对他自己长期领导实践的理论总结。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本质特征。

　　原则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灵魂。领导工作，原则性是第一位的。没有原则，谈不上领导。邓小平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历经坎坷，多次经受革命事业的艰难曲折，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意志顽强，坚韧不拔。立场从不动摇，信念从不动摇，原则从不动摇。毛泽东说他：“外面柔和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就是对他原则性的高度赞扬。

　　系统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主要特征。国家治理，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大国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邓小平作为战略家，始终注重从全局和战略大的视角上观察问题，始终注重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内政、外交、国防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来分析处理问题，是邓小平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邓小平领导工作的系统性，还表现在科学地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他既坚持实践第一，又高度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在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创造，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写出了新的著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合符逻辑的继承和发展，又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和开篇之作。它上承毛泽东思想，下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和国家永远值得珍视的巨大的思想宝库。

　　预见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鲜明特点。领导需要预见。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邓小平是一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他曾坦言自己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的许多思想观点，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比如“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务虚名、多做实事”，“不搞争论”等，都是群众语言，但经过邓小平的加工和创造性提倡，便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成为新时期的治国名言。邓小平又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邓小平的领导工作，是求真务实和远见卓识的高度统一。他特别强调领导工作，眼界要十分开阔，襟怀要十分开阔。学习《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回顾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开创新时期的历史进程，我们深深为这位伟大战略家厚重的历史感、强烈的时代感和关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巨大责任感所震撼和感动。

　　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这在邓小平的领导工作中有极为生动切实的体现。他基于战略洞察力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思想，极大地开拓和扩展了全党的视野和境界，例如：他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战略展望、关于农村两个飞跃的战略判断、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关于教育“三个面向”的战略思考、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构想等，都是经得起实践检验和证明的科学预见，犹如黄钟大吕，金声玉振，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创造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主线，贯穿他的全部领导实践。邓小平一生独立思考，从不盲从。邓小平1938年就讲过，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的。毛泽东很欣赏这句话，认为这句话很厉害，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和要害，他一连四五年都提到这句话。思想充满活力是邓小平的性格特征之一，也是他领导工作的特征之一。

　　邓小平以70多岁高龄，指导了全新的实践，开创了全新的事业，创立了全新的理论，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乃至整个人类发展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四者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一个连绵不断的历史过程。实践越是向前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就越复杂，人民对执政党的期待就越高，从而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的要求就越高。我们纪念邓小平，纪念一切伟大人物，除了缅怀他们的伟大业绩以外，最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的思想理论、思想方法和精神风范，不断在提高素质、提高境界、提高水平上下功夫，努力把世界观、人生观搞对头，把精神状态搞对头，把思想方法搞对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但有了这“三个搞对头”，我们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就能更好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大历史责任。

　　（作者系中国政研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