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十八届四中全会在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时，明确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强调要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基本原则，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核心，适应改革发展新常态和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应自觉推进自身的现代化转型，不断完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治理能力，以政党治理现代化引领和推动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现代化视阈下政党治理与变革的几重维度

　　随着社会的深刻变迁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顺应现代化发展诉求之需，建构现代化治理体系，吸收治理和善治理念，推进政党组织结构、体制机制和运作方式由传统管控模式向现代治理结构转型，实现党内治理和党外治理的融合与创新，不断增进公共利益和维系公共秩序，成为强固政党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良序治理的必然选择。

　　合法性与有效性：建构政党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诉求。在现代化的政党治理体系中，合法性关注的是政党权力系统是否合乎政治道义、法律准则以及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有效性强调的是政党运转系统能否整合社会利益矛盾、化解社会冲突以及引领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通常，执政有效性的建构过程也是不断增进执政合法性的过程，二者有机统一于政党治理的全过程。执政有效性不仅追求自身政党系统功能的渐进调适，更注重执政效能的提升与合法性的持续认可。因此，重塑现代化政党治理体系，能否辩证考量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内在统一，实现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双向型构的战略预期，成为建构政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诉求。

　　科学性与制度性：推动政党治理现代化的体系再造。建构现代化的政党治理，关键是要在深刻把握执政规律的前提下，科学分析和界定政党权力的关系和边界，在有效的既定范围内予以引导、控制和调和各种利益关系活动，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要实现政党治理的科学性，离不开制度关系的平衡和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中指出，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按照科学化的政党理论、执政理念和方法，善用制度规则和法律体系，强化制度规则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注重主体间的协商合作和各部门领域的联动集成，以制度机制创新推动政党治理结构和运作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成为新时期推动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再造和科学重建的价值选择。

　　开放性与包容性：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调适。现代化促推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传统“政党一元、行政一体化”的局面逐步转向“小政府、大社会、强政党”的发展新格局。这种转换加剧利益的分化与调整，如何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促推政党在发挥领导和执政功能的同时，更加注重特殊性社会整合功能（如政治整合、政治动员、政治录用）和自身内部组织功能（如组织文化调整、制度性激励）的有效性发挥。这些催生政党治理体系日益趋向开放性和包容性，以资源吸纳和多元化整合来维系政党运作体系的平衡与优化，从而推动政党组织架构、制度机制和体系能力的协同变革。这种“治”“理”结合、开放互动的动态弹性治理模式，既有益于优化和调和政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边关系，也成为引领和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路径。

　　多措并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政党治理体系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新的历史时期，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因此，适应国家现代化总体进程，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党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强化政党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化政党治理体系的构建成为当务之急，这个建构过程也深刻诠释出中国共产党走向现代化政党、全面自我提升和科学再造的实践逻辑。

　　推动政党治理的多元共治化。现代化治理结构是一元向多元的交互转变，政党治理过程出于资源共享、信任依赖和交互协商，使得政党、政府、社会和个人之间形成特定的合作治理网络，共同承担起最优化的公共职责。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需要，将市场和社会纳入执政党治理的目标范畴，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构多层级的党外党内民主协商体系，不断优化和调整党政、党社关系，畅通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治理的渠道，积极构建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共治的多元架构体系，从而推动政党执政由“善政”走向“善治”的根本转型。

　　强化政党治理的制度理性化。现代化治理过程，制度的属性、效能和理性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党治理的结构、方向和质量。因此，建构现代化政党治理体系，制度的理性化选择和制度体系建设应摆在突出位置。当前，既要改革不适应政党治理科学化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更要加快构建新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要强化按制度法律规则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法规治理政党，加快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推进和完善党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监督制度和决策制度建设，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政党治理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推进政党治理的民主透明化。现代社会的利益分化与主体的多元多样，使得政党自身已由整合型政党转向代表型政党。这种“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相互契合的执政理念，使得民本与民主、民享与民治、公开与透明、为民作主与人民当家作主等成为执政党实现社会整合和有效治理的价值考量。因此，强化党内民主，坚持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聚精会神抓好党建工作，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规制和引导，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完善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推进党务信息公开透明，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发展，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成为超大型中国共产党实现可持续性治理的必然选择。

　　加快政党治理的技术现代化。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推陈出新，特别是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技术型政党治理模式和电子党务快速生成。借助现代化网络信息技术，实现公共议题的线上线下沟通协商、政党政策的辩论互动调整、党务活动的公开参与监督，能极大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和党务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现代化信息技术还能有效整合政党建设的信息资源，在第一时间察民情、知民意、汇民智，强化政党治理的效率性、参与性、互动性和协商性，这对改善政党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重塑政党形象、扩大和夯实政党影响力和民意基础带来全新空间。

　　推动政党治理的区域网络化。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既要在横向上按照统一价值规范和程序原则将社会不同阶层加以融合，又要在纵向上将治理的组织架构融入经济社会各个层面，以实现资源的优化与调配。因此，强化政党治理过程的横向与纵向的双向结合，形成跨区域、网络化、社会化的整合机制，运用对话协商、协同共建、授权代理等方法手段，搭建跨区域、网络化运行载体和制度平台，构建运转协调、紧密有效的大网络整合体系，将政党治理过程有机嵌入社会治理结构之中，并融入基层和社区各类组织和服务体系当中，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组织体系的持续扩展和对多元社会的有机整合。

　　强化政党治理的组织效能化。现代化政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得益于快捷高效的制度执行和落实能力。没有执行，再好的制度体系也只是一种摆设，政党治理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因此，以政党组织结构调整为契机，强化制度的刚性和约束力，打造富有执行力的政党组织，切实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强化时间观念和效能产出，重视基层党组织和党的基层外围组织的建设创新，着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以柔性化管理和服务再造提升政党组织化效能，在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激发改革开放新活力。（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