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检察机关更充分地履行职责，全面承担起公益诉讼的重任，有必要在中央顶层设计的前提下，立法先行

　　在实际生活中，个别行政机关或者企业单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严重侵害公共利益，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损害的行为时有发生，但责任单位或者个人却常常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追责。

　　公益诉讼在实践中的探索，面临一些困难，甚至步履维艰，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之所以长期以来存在这种状况，与我们的诉讼理论及法律规定的滞后存在关系。因为按照传统的法理解释，只有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为自身的民事权利受到侵犯或者与他人发生民事权益纠纷时，受到损害的个人或者单位，才能以诉讼案件原告的身份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保护其民事权益。我国原来的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一项就曾明确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许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却因为找不到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或者受害者，而长期逍遥法外，造成的公共利益损失也得不到赔偿。

　　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改变了这种状况，第一次对公益诉讼问题作出了规定，确定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包括与损害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但是，法律规定依然较为原则，诉讼主体的界定不够明确。

　　正因为如此，在司法实践中，公益诉讼还是存在着“三难”问题，即立案难、取证难、胜诉难。事实上，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本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需要。一个法人单位、机关或者个人，只要他们实施了违法违规行为，构成了对他人或者公共利益的损害，都应当付出必要的代价，受到应有的处罚。

　　按照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维护公共利益、保证和监督法律实施的使命，相对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和机构而言，各级检察院对违法犯罪行为提起诉讼，更能代表国家的立场和法律的尊严。与普通公民和社会组织不同，国家在赋予检察机关监督权的同时，还赋予它们各种服务于法律监督的如案件侦查、批准逮捕、提起控告等权力。虽然，这些手段更多地被用于涉及贪污贿赂、渎职侵权及其他刑事案件的办理，但即便是现在因对民事案件判决不服而提起的抗诉，其法律效果及引起的社会关注度，也是完全不同的。当危害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事件发生之后，而普通公民或者组织不愿起诉或者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诉讼时，我们的各级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起公益诉讼的职责。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将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这是继上一次民事诉讼法修订将公益诉讼纳入法律规定之后，公益诉讼制度即将迎来的又一次重大改变，也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进一步扩大司法职能，全面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次全新探索。

　　为了使检察机关更充分地履行职责，全面承担起公益诉讼的重任，有必要在中央顶层设计的前提下，立法先行，通过现行法律的修改或者立法解释，正式确立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明确其提起公益诉讼的职责范围。同时，要通过有法律依据的体制改革，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独立的公益诉讼机构，配备相应的具有法律及相关专业技术能力的人才，依照法定程序行使对相关案件的调查权，通过搜集证据、发现违法事实、提起诉讼和监督执行的过程，提升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能力，有效遏制侵害社会公益行为的蔓延。

　　应当着力推进中央已经确定的司法体制改革方案的实施，使检察机关在人财物体制上摆脱地方的控制和影响，使他们能够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干扰地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展开调查、提起诉讼，并且在展开公益诉讼检察活动的同时，及时发现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存在滥用审批许可职权，是否有玩忽职守甚至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通过全面审查，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从而使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得到切实有效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