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进行时，一个并不陌生的词，“新乡贤文化”，出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并迅速升温，成为代表委员及民众关注和讨论的热词。

　　何谓新乡贤文化？“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解释材料”中这样解释：

　　“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何谓新乡贤？新乡贤又“新”在何处？

　　“一般而言，有德行、有才华，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谓之新乡贤。”长期研究“君子文化”的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钱念孙表示，“再宽泛一点说，只要有才能，有善念，有行动，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都可以称作新乡贤。”

　　两会上，代表委员对此认识一致：新乡贤做的事说的话，能够引发共鸣，能够点燃激发农村群众善念，而“一旦点燃善念，很快就会铺天盖地”。

　　回顾历史，历代乡贤代替或配合官府处理大量社会“公共管理”事务，架桥修路、挖渠筑坝、抢险救灾、尊师重教、纯化风俗、定纷止争、稳定秩序等。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乡贤文化自明清以来，开始由盛转衰，近于凋敝；乡贤群体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愈加逼仄，近乎消弭。钱念孙代表说：“风筝断线了，农村知识精英都流向了城市，成了城市人。长此以往，农村成了空壳，魂就丢了。”

　　一个没有“魂”的乡村，是绝无半点吸引力的，新乡贤的重要性，在当下不言而喻。本期议题，来聊聊“新乡贤文化”。

　　“新乡贤”反哺农村要提倡

　　吴盛林：宋代户部尚书沈诜退休后，每遇灾荒之年就用自家的米救济百姓，深受群众爱戴；明朝兵部尚书魏骥退休后，为解乡民水患之苦，亲自主持修筑水利工程，受到成化皇帝的嘉奖；明朝吏部尚书罗钦顺退休后，潜心研究理学，著述甚丰，被誉为“江右大儒”；清朝军机大臣、礼部尚书阎敬铭告老还乡后，热心公益事业，捐款修建义学，建起“天下第一仓”；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退休后回到家乡湖南岳阳西冲村，三年把西冲村从一个落后村转变为“岳阳第一村”；海南省原副省长、人大副主任陈苏厚退休后回到家乡海南省临高县南宝镇松梅村务农，让松梅村面貌焕然一新；吉林省延边军分区原副司令员金文元退休后回到家乡安图县石门镇大成村务农，带领村民发展起10种产业，人均年收入由不足3000元增加到现在的6000多元……

　　纵观古今，官员“告老还乡”为农村、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案例不胜枚举。如今，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采取激励政策让广大离退休干部“告老还乡”为农村、为社会作出更多贡献，让他们发挥余热，得到社会肯定和认可，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有利于加强离退休干部的管理，更有利于填补农村人才紧缺的“空白”，值得提倡。

　　“新乡贤”未来大有可为

　　何浩民：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当前中国农村发展存在不少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能人”的流失，也就是缺乏所谓的“乡贤”，许多优秀人才出去学习和奋斗后，却没有“衣锦还乡”，用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建设自己的家乡。发展新乡贤文化，让“能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不仅可以树立榜样，引领正确的价值观，还能够发挥其所长，带动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

　　李坤良：乡村文明乡风，靠谁来培育和涵养？乡村治理和精准扶贫，又靠谁来带头和实施？笔者认为，这可以靠“乡贤”来助力。各级各地的干部在立下精准扶贫的“军令状”，深入农村基层调研后，发现很多贫困山区都普片存在着“文化落后、无劳动力、思想意识淡化、交通闭塞”等现状。这就是因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很多能人、文化人、劳动力都纷纷转移到了城镇，导致农村缺乏“带头人”、“明白人”和劳动力。

　　所以，像南昌市市长李豆罗这样，退休后能回家乡当一名“农夫”，是党的需要，更是家乡人民的期盼。出去工作的领导，退休回到家乡，有两个优势，一是可以充分利用他们在外面积累的人脉关系、协调能力或工作经验，为家乡的建设出主意、想办法、掏腰包、出力、跑腿，向上级部门协调资金项目和产业帮扶；二是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让家乡人民积极生产生活，主动参加社会事业建设，通过乡贤的学识、道德行为、思想意识，潜移默化的带动着农村人在思想和品行方面的改变，从而提高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建设。

　　季伟：知识能告别“愚”和“腐”。退休官员等助力新乡贤文化的发展，一方面，会让农村生活有了知识分子的气息，会告别不懂科学、蛮干、笨干等愚蠢的耕作方式，让人们懂得科学种田、健康生活的道理。另一方面，“知识”进乡村，在杜绝腐败上还会有不一样的功效。退休官员、知识分子等不管是在对村级财务监督上，还是在督促干部履职上，他们都有着“专业知识”，都能起到极大地威慑和促进作用。有他们这些“行家里手”的存在，一些人肯定不敢那么“任性”。

　　留住“新乡贤”也需下功夫

　　何浩民：要真正让“能人”乐意“告老还乡”，就应该“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农村基层“能人”吸纳机制，形成“回乡光荣”的社会舆论氛围，激励“能人”到农村发挥作用、施展才能；另一方面，所谓“最是乡音解乡愁”，要通过亲情、友情、乡情留人，让“能人”们能够在农村找到归属感，提高他们回到农村、留在农村、建设农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吉彦霖：发展新乡贤文化，一方面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实现宝贵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还需要大力发展乡村文化，让文化为“新乡贤”反哺农村作强有力的支撑，做到“血肉丰满”。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孝悌文化、节庆文化、农耕文化、民俗风情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似乎与我们渐行渐远。或是迫于生活、工作压力，或是因为人情冷漠，或是对于本土文化不自信，道德诚信缺失、崇洋媚外重洋节、追逐外国品牌、农村“失根”等现象层出不穷。我们不得不反思，只有重塑传统文化自信，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才能让中国这艘“巨轮”在世界“海洋”中行稳致远，才能让中华文化之根在世界“大地”上“生根发芽、遍地开花”。

　　新乡贤文化同样适用于年轻干部

　　杨鹍鹏：新乡贤文化鼓励干部、知识分子“告老还乡”，以曾经在工作生活中积攒的能量，在基层的广袤天地里再次绽放。同样的，在笔者看来，年轻干部也需要这样的“还乡”，众所周知，基层一线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是诸多政策实施的前沿阵地，要把复杂困难的问题处理好，需要“前人”的经验教训“点灯”，也需要年轻干部的亲身实践，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所以，在年轻干部的成长过程中，加入“乡贤”文化，鼓励更多的年轻干部“回乡”汲取养分，在当下而言，符合基层发展大计，也对干部成长有利。

　　如何使“新乡贤”能量最大化？

　　彭小曼：涵养“新乡贤文化”一方面要更新乡村治理理念，在继承传统乡贤文化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中所发挥的惠泽百姓、传承文明的作用同时，也应抛弃以往的等级观念，为“今贤”“新贤”们搭建平台，鼓励他们共同发力致力于乡村建设。另一方面要注重“新乡贤文化”落实，倡导制度先行，为“新乡贤文化”从理念走进现实夯实根基。

　　李华明：发展乡贤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始终把它放到全局发展的大局中来思考、来谋划，引领方向，搭建平台，加大投入，强化考核，同时注重调动社会各界力量，真正把一批热心公益、挚爱乡贤文化的人士凝聚起来，以研究会为平台，不计名利、无怨无悔，为传承和弘扬乡贤文化奉献心血和力量。

　　杨江：重视乡贤文化，挖掘和丰富好乡贤精神内涵。发挥好乡贤作用，挖掘和丰富乡贤精神内涵是基础。要挖掘好乡贤背后所隐涵的精神价值和时代意义，传颂好“古贤”，挖掘好“今贤”，培养好“新贤”，让乡贤文化历久弥新，焕发时代光芒。

　　同时，要创新乡贤精神文化宣传载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语言来弘扬乡贤时代精神，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营造一个人人学习乡贤、人人争当乡贤的良好氛围，让见贤思齐蔚然成风。

　　孙田凯：“新乡贤”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乡”，要接得了地气。退休干部发挥余热回乡发展农村，就要始终以农民所需为根本，以农业现代化为前提，以农村全面脱贫为目标，充分调动农民干事创业积极性，放下“官架子”，拿起“铁锄头”，深入农民之中，常怀爱乡之心，恪尽干部之责，真正将“新乡贤”作用发挥出来。

　　卢珏君：新乡贤一方面扎根本土，对乡村情况比较了解；另一方面新乡贤具有新知识、新眼界，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把握。当前，我国农业资源开发过度，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正渐行渐远，在乡村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下，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发展，如何在乡村与现代间架起桥梁，新乡贤是上述作用的关键人物。首先发挥好新乡贤的“模范”作用。乡贤因为自己的知识与人格修养在当地有很大的威望、得到大多数百姓的尊敬。因此我们发挥好榜样的力量去引领、鼓励、激励当地乡民行为有度、价值高尚、操守有范。其次发挥好新乡贤“新眼界”作用。乡贤多数在城市与大学生活、深造，眼界比较宽广、知识渊博、接触的新事物较多。因此利用好他们的“新眼界”，有他们参与辅助村两委工作，能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能更好的架起乡村与现代都市的桥梁、能更好的带领乡村致富。最后，发挥好新乡贤“好人脉”的作用。通过乡贤的人脉优势，引进一些有能力的企业到村投资发展现代化的农业经济，引进一批高素质人才助力乡村文化发展。（李金芳选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