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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确立为下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将产生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是实现中国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呈现出不同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家治理本质的要求是对生产关系的治理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体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就是要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适应国家治理的本质要求和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出发,我们认为,所谓国家治理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基础上,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互为耦合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其中,国家治理的最本质要求就是对生产关系的治理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上层建筑的治理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最终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揭示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列宁也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科学。我们认为,国家治理是既定范围内维系秩序运行的主体及相关制度、机制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演化和发展过程。因此,
面对新时期新形势,党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纵观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渐进式地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中国从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迈向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过程。随着国家治理模式走向现代化,中国社会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具体说来,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分配制度的调整,国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力度增强,劳动者积极性被充分调动;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各项规章制度不断完善,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持续高速运转。政府对市场的干涉程度逐渐降低,而是注重加强法制建设,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社会运行充满活力,人民群众的自主意识增强。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产生了飞跃式发展,经济一路高歌猛进,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也基本完成了从温饱到小康的转变。由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国家治理模式从政府过渡介入市场并深入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逐步转向政府、市场及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过程,其本质是对生产关系的治理要适应生产力发展。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及路径选择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分析来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经济社会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的,也反映出“新常态”下中国国家治理的目标和诉求。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突显的问题,其实质就是生产关系没有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的关键,也必须首先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入手。
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角度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就是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在改革的不断进行和深化中,中国政府的角色正在逐渐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诚然,“全能型政府”能够积极地推动市场化改革,并且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在目标、体制、行为、功能等领域也存在着诸多不适应乃至阻碍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已基本形成,但仍需全面深化。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诸如动力不足、结构失衡、缺乏创新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市场经济不能高效运行,使市场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市场对政府和社会提供必要财政和资金支持的能力也将被削弱。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就是构筑一个与当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即建立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应当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出发,理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划清各自的作用边界,使其在各自作用边界范围能充分发挥作用,并且相互之间形成互惠共生、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的最优效果。具体而言,政府应提高自身法治化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从过度介入市场和社会的领域逐步退出。政府还应引导市场逐步优化所有制结构,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引导社会有效整合利益结构,充分发挥国家治理稳定器的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即构建“法治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利益整合型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摘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第十八届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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