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2014年经济工作，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应该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而又不会带来后遗症。

　　显而易见，中国经济经过35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到了换挡期，也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和转型的阵痛期。换挡期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经历起飞阶段的高速增长之后，都会逐渐走缓，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均是如此。

　　原因很明显，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阶段，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生态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及人口红利都在减弱，特别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亟须解决，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付出新的成本，这也是经济增速下行的重要原因。在诸多高速发展“红利”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增速换挡也就不可避免。

　　经济发展速度换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在经济行为与心理层面进行调适。2012年GDP增速降到7.7%，社会公众、企业家和政府都还不大适应。在2013年，社会各个层面都在重新认识和适应经济从高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这样一种心理调适和政策预期有利于保证经济发展“换挡期”的顺畅性。

　　完成换挡关键要靠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针对性地做出的许多改革决定是根本性、历史性和革命性的制度安排，最终目的是促进和保障中国长周期的持续发展。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中国必须从长计议，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在此过程中需要避免大规模系统性的跌宕起伏，包括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改革的重中之重是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解决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加快审批制度改革，实质上就是政府向市场让渡权力、中央向地方让渡权力。让渡权力本质上是自我革命和自我矫正，产生的阵痛甚至剧痛可想而知，主动放弃部分实质性权力才能真正落实中央的改革部署。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加上对形势的研判可以观察到，2014年经济布局首先要实现的目标是稳中求进，激发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重点是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包括审批制度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措施推行下去，以在相应的经济环节和社会各层面产生预期的影响和效果，避免改革条文在实际执行中沦为空谈。

　　其次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过度产能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拖累”。经济换挡本质上意味着从根本上去除高增长衍生的产能过剩痼疾，改革久治不愈的扩张性增加过剩产能的体制机制，促使经济运行走向良性和有序。

　　过剩产能应从总量上加以控制，更重要的是实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我国过剩产能可以分为：周期性产能过剩、结构性产能过剩、体制性产能过剩和绝对性产能过剩。处理产能过剩要分类分业分企业指导，对症下药。先进产能可以加快在全球产业布局，形成产业输出能力;高消耗高污染的落后产能要坚决淘汰。仍然存在市场需求的过剩产能，可以逐步化解，不能一概而论。

　　再次是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特别是保证粮食种植面积，提高种植水平。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粮食供应的外部依赖风险，提高中国应对国际经济波动冲击的能力。这也是推进改革，实施经济换挡的重要保险措施之一。

　　此外，还需要着力扩大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其中最重要的是消费需求。中国市场整体不均衡，农村居民消费占比太低。从地域分布的角度看，中国的购买力集中在东部，现在逐渐向中部转移，西部的购买力水平还是大大低于东部，其市场消费空间值得深入挖掘。

　　整体看，国内消费需求潜力巨大，到2015年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可能达到30万亿，2020年可能达到50万亿到60万亿。加上接近4万亿美元的外贸出口，以及接近GDP总量3倍的物流市场流通量，整体上看，未来中国市场将是世界最大的市场。

　　人口结构变化和生活方式变化衍生的养老市场、家政市场，这样一些专业化的相对需求更加明确的市场也亟待开发。这种中长期的消费增长将与整顿调理后的产能供给形成均衡匹配，有利于将换挡后的中国经济保持在中速常态的轨道上。

　　因此，发掘市场潜力，构建现代市场体系，激发民众的消费能力，把潜在消费需求转变为即期的真实的消费需求，是2014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他工作还包括扩展国际市场，逐步形成中国新一轮的区域布局、城市化布局等。

　　（摘自2014年2月24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