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实现东、中、西联动发展的重要纽带，更“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因此，构建长江经济带的“绿色生态廊道”，形成资源环境可承载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格局，不仅是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护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客观要求。

　　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特征

　　长江经济带9省、2市区域空间大，土地资源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0%，且承载着占全国42%的人口，支撑着占全国40%的GDP，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廊道和交通廊道。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因此，科学认知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可承载特征，是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与发展的前提。从当前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来看，其资源环境承载状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梯度差序特征：

　　水、土资源的梯度差序。水、土资源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基础性资源。但从长江经济带的水、土资源存在着显著的差序配置特征。长江经济带苏浙沪区域水资源相对丰沛，河网密布，河湖交错，但土地资源相对稀缺，该区域土地资源占长江经济带土地资源总面积的10%，却承载着24%的人口，支撑着50%的GDP；皖湘赣区域，以25%的土地资源，承载着31%的人口，支撑着35%的GDP；鄂渝贵区域，以25%的土地资源，承载着23%的人口，支撑着10%的GDP；而云川地区，以40%的土地资源，承载着22%的人口，支撑着5%的GDP.因此，总体来看，从上游到下游区域，水资源占比总体逐步趋多，但土地资源占比总体逐步趋少，水、土资源梯度差序配置特征显著。

　　生态、环境要素的梯度差序。长江上游区域，高山峻岭，自然覆被高，但生态更为脆弱；长江中游区域，生态景观多样性程度较高，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压力；长江下游区域，水土资源环境负荷高，环境人口、环境经济承载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长江经济带沿线化工占全国的46%，主要分布在中下游区域，极大地加剧了长江下游区域的水环境压力。因此，从上游到下游区域，自然生态的人工化程度总体逐步趋高，环境负荷总体逐步趋高，生态、环境要素也呈现梯度差序配置。

　　经济密度、资源丰度的差序梯度。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个区域，经济发展分布处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以及创新驱动启动的三个发展阶段；而从其资源利用程度来看，也出现有限利用、推进利用和相对高度利用的三个阶段。但由于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资本、技术等要素输入相对有限，过度地依靠矿产、土地、水等资源开发，必将加剧这一区域的生态承载压力；长江经济带中游区域资本、技术等要素输入性增强，但粗放发展问题较为突出，对于水土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凸显；长江下游区域虽然业已处于创新启动阶段，但发展方式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水土资源、生态环境承载问题较为突出。因此，长江上游区域，资源丰度高，但经济密度低，基于生态阈值的资源环境可承载能力也低；而长江下游区域，资源丰度相对较低，但经济密度高，基于环境容量的资源环境可承载发展空间有限。

　　构建资源环境可承载的长江经济带战略空间

　　“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战略部署，为构建资源环境可承载的长江经济带战略空间提供了根本性支撑。而要切实落实这一战略部署，形成长江经济带经济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要素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议从以下方面加以考虑：

　　一是完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系统。突破单一资源、环境要素的承载力评价，开展地质条件、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阈值、环境容量、碳峰值、灾害风险等多要素的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并依据“水桶理论”，科学确定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突破资源环境承载的本底特征分析，开展基于资源环境本底特征的资源环境人口承载力、资源环境经济承载力等评价，从而为支撑资源环境可承载的长江经济带人口发展布局、经济发展格局提供决策支撑；突破有限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开展可持续且具有综合应对能力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从而增强长江经济带建设与发展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问题的应对能力。

　　二是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动态监测预警体系。突破现有动态监测系统的现有体制依赖，建立跨部门、动态更新的资源环境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减少动态监测预警机制的人为干扰，增强对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决策支撑；突破水、土地、气候、地质、生态、环境等资源环境要素的破碎化管理，整合水资源水环境、土地利用、地球化学、气候地质以及经济社会等信息资源，集成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数据库；突破单一要素预警的难诊断或伪科学性，形成体现“山、水、林、田、湖”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在互动、耦合关系的动态预警，不断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动态监测预警的科学性。

　　三是探索多类型的资源环境承载动态预警机制。（1）刚性预警与柔性预警相结合，统筹协同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数量、取水量、用能权、碳峰值等刚性预警，与用地强度、用水效率、单位GDP环境污染等柔性预警，充分发挥动态预警机制引导资源环境优化配置的功能；（2）空间预警与量质预警相结合，突出主体功能约束有效，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将空间预警与资源环境要素的量质预警相结合，增强资源环境动态预警对于区域空间发展的有效约束，倒逼经济增长方式转型；（3）单一预警与综合预警相结合。将水、土地、环境等单一要素预警与资源环境人口承载力、资源环境经济承载力等综合预警相结合，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动态预警机制对于各个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管理部门决策的引导性，促进形成资源环境可承载的长江经济带战略空间的发展“合力”。

　　四是创新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机制。（1）以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依据，建立长江流域省域之间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产权分配机制；（2）以资源环境产权流动为支撑，探索建立长江经济带省域区域之间用用水权、水污染物排污权以及用地权、碳排放权等交易机制，据此，协调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梯度差序、生态与环境要素梯度差序、经济总量与资源丰度的梯度差序，推进长江经济带上游区域水库消落带以及退化区域生态系统修复，引导长江经济带中游区域河湖、丘陵等生态系统涵养与修复，促进长江下游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3）以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探索建立超越部门“尺度”的资源环境审计制度，为推进更为广泛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作者为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江苏绿色发展研究基地首席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