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穿过“三重门”翻过“三座山”

　　周天勇：第一个挑战是，人口结构性跨期失衡，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由人口增长放缓、人口低生育导致的少子化与老龄化，使得我国22岁～44岁经济主力人口过度收缩。一方面，劳动人口增速下降，助推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和养老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主力消费人口减少，住宅、汽车、家电等刚性需求锐减，重化工业出现全面过剩。

　　从国际经验看，对工业化前中期人口高速增长过度干预，必然导致工业化中后期人口结构性跨期失衡。经济主力人口锐减，导致经济“未富先老”，投资溢满，产业过剩。这样不仅阻断经济高速增长进程，使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还会形成挤出性产业转移压力。最近几年，一些民营企业家青睐东南亚、南亚、北非等发展中国家市场，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步伐明显加快。

　　第二个挑战是，服务贸易结构失衡、产业封闭，形成体制性挤出。在正常的结构转型中，工业化提前结束意味着服务业化提前到来——货物贸易下降，服务贸易上升。由于我国旅游、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业长期被垄断，限制对外资和民间资本开放，市场竞争能力弱，质量提不上来，服务贸易逆差高达4000亿美元左右。

　　这些极具成长性的服务业市场长期封闭、僵化，对国内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国内服务领域的旅游、教育、医疗等消费需求转移出境外，成为到国外旅游、留学、看病的支出；民间资本对国内服务业的投资需求也被挤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64%投向了国外服务业；挤出像阿里巴巴这样的新经济红利，由国外投资者掌控和分享。

　　另外，一些新的经济增长领域开拓得不够。比如，通用航空的低空开放，对美国GDP的贡献占0.8%，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如果像美国一样开放低空航空，将创造一个万亿元级别的新市场。

　　刘荒：可见，传统的增长方式和投资逻辑已经难以为继，民间投资既要穿过制度壁垒的“三重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还得翻过企业成长的“三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才有可能扭转急剧下滑的颓势，

　　目前，我国民间投资的重点在东部、中部地区，主要是第二、三产业。今年上半年，增速下降最大的东北地区和第一产业，同比增长-31.9%和19.7%。由于它们在分类投资中占比过低，仅为5.4%和3.8%，对民间投资的实际影响和拖累，远不及中部地区和第三产业。

　　民间投资最为集中的传统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民间服务业，似乎已变成“产能过剩严重、库存压力巨大和政府管制过多”的代名词。一些民营企业家反映，现在是实体经济比较萧条和困难时期，“三去一降一补”表面上看是国家任务，实质上是市场要求。民营企业首当其冲，有人甚至感觉“现在投啥啥亏，有点走投无路了”。

　　由于投资过度和改革滞后，加剧了民间投资结构恶化。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4.1%，比上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却由上年同期的54%下降为49%，“挤出效应”明显。虽然国资主导的基建投资在稳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却没有形成对民间投资带动的“挤入效应”。

　　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遇冷，使一些“无门可入”的民间投资开始“夺门而出”。以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为例，今年一季度全省对外直接投资额376.2亿元，增速高达70.7%；而1-4月全省民间投资增速仅为3.1%，远低于全国5.2%的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