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成都律师曹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将现行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由1997年刑法确定的5000元调高至3万到5万元。该建议的依据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财富的增加，通胀趋势也让货币不断贬值。30多年来，我国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一直在不断提高，1979年是1000元，1988年是2000元，1997年是5000元。现在，又一个10年过去，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似乎又到了应该上调的时候了。

　　尽管单纯从“数量分析”来看，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确实存在一条“变化曲线”，且呈现向上调整趋势，上调起刑点可谓是“变化曲线”的内在必然。但如果纯粹算经济账，认为现在经济发展了，所以贪腐犯罪的起刑点也应该调整提高的话，这不仅有偷换概念之嫌，更会将反腐败大业引入歧路。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理应对腐败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反腐败成功经验表明，别说是非法收受贿赂，就是违规吃请，都构成犯罪并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中国现在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国度，人们每时每刻都能接触到国外的反腐信息，在不少发达国家公车私用、冒领一点职务津贴也被视为腐败。譬如美国公务员，只能接受不多于20美元的馈赠。在新加坡，收到价值超过200元的礼品就得交公，否则视同贪污受贿。我们之所以反对贪污贿赂，是因为拿钱的本质是权钱交易，会损害公共利益，这是反贪污贿赂的伦理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说，拿5000元、一万元，跟拿几百万元、一两个亿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要坚决反对的。现在有观点认为，所谓拿不该拿的钱，主要是受贿，而受贿多少，并不意味着与公共利益受到的损害程度呈正比关系。这样的想法显然不对，贪污受贿行为无论大小，理应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虽说，从经济学角度看，15年前的5000元和现在的5000元确实没有可比性。但如果只一味算经济账，那么，随着经济发展，贪腐犯罪起刑点就会不断被拔高，正义的边界就会不断地退化。假如经济发展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公平正义的底线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突破，腐败甚至会成为伴随经济体成长的顽疾，反过来破坏经济体的健康成长。如果我们能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角度来考量，就不会轻易得出调高贪腐犯罪起刑点的结论。随着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全社会对于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的容忍度将会越来越低，从眼下看，虽不能因此把起刑点调低，至少也应坚持现有的底线决不后退；从长远看，随着公众对权力监督意识的增强，人们心目中的廉洁标准也会越来越高，对贪腐犯罪的起刑点不仅不能屡屡拔高而且还应进一步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