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吉

　　药品昂贵一直为社会所诟病。有关当局为降低药价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收效却甚微。尤其是进口药物，价格居高不下，引发了大量的走私、假药生产与销售行为，促发了诸多的社会危机。高药价的诱致性因素多样而复杂，人们已经普遍注意到了药价构成中的“制度成本”，比如：研发费用与周期、税收、流通环节、回扣，等等。

　　其实，还有一种特殊的制度成本同样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那就是药品之中的专利成本，减少药品之中的专利成本是降低药价的重要方式。

　　许多药品，尤其是治疗恶性病和罕见病的新药品，几乎都涉及到专利问题，一些药品厂商为了控制药价，惯常的做法是拒绝授权或者强加难以接受的许可费用，以排除竞争维系垄断格局。相关统计资料显示，药品中的专利因素对推动药价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专利授权导致的药价上涨达120%~200%甚至更多，例如氟康挫（Fluconazole）是一种用于治疗艾滋病引发的脑膜炎的药物，其200毫克的胶囊在泰国的价格为0.3美元，而在肯尼亚由于受到专利的保护，价格为18美元，是其在泰国的60倍。

　　专利权尽管是一种私权，专利法的目的却并不以保护专利权人利益为已足，衡量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涉及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等方面，保护消费者福利，同样是其价值取向之一。《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1条就明确规定了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强制许可，世界贸易组织也曾颁布多个文件，旨在帮助有关国家和地区解决其面临的公共健康问题，许多国家也为此专门制定有专利强制许可实施的法律。强制许可的本质是，引入药品生产商之间的竞争，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确保消费者利益。对药品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已经是世界各国广为采取的一项社会公共管理措施。发达国家如此，比如：2001年美国就曾威胁授权进口环丙沙星仿制药，以便进行药品储存应对可能的炭疽攻击；2005年意大利竞争管理局曾下令颁布对德国默克公司专利抗生素活性成分亚胺培南西司他丁的强制许可。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马来西亚、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南非、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家，都通过授予进口药专利强制许可来降低药价。

　　从各国的实践看，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对于平抑药价的效果是异常明显的。马来西亚是第一个向本土公司颁发强制许可的发展中国家。2004年2月，该国卫生部对治疗艾滋病的齐多夫定、去羟肌苷等药品采取强制许可，该授权使得每个病人的每月花费从315美元降到了58美元，降幅约为81%。2007年1月，泰国公共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也以公共使用为理由，针对波立维（Plavix，硫酸氢氯吡格雷）颁发了强制许可。波立维是一种治疗心脏病的抗凝血药品，属于法国赛诺菲安万特制药集团的专利药，在我国的售价约为18.6元/片。在泰国强制许可颁发后，波立维的价格即从每片70泰铢（人民币13.6元）下调到6泰铢（人民币1.2元），药品价格下降幅度约为92%。泰国政府还对一些抗癌药如多烯紫杉醇、来曲唑颁发了强制许可，价格下降幅度小则达到67%，高则达到98%。巴西政府对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专利药依非韦伦（Stocrin，施多宁）颁布过强制许可，药品价格由每片1.59美元降至0.45美元，降低幅度约72%。2012年3月，印度国家专利局向仿制药公司Natco授予强制许可生产索拉非尼（Nexavar，多吉美）。索拉非尼是一种新型多靶向性的抗癌药物，属于德国拜耳公司的专利药，在中国的售价约为2.52万元/盒。在该裁定作出后，服用索拉非尼一个疗程的价格由约280000卢比（人民币40908元）降至8800卢比（人民币1285.7元），价格降低了近97%。在此之后，印度政府于2013年初又颁发了三个专利抗癌药（Her-cpetin、Her-cpetin、Slrycel）的强制许可，这些要一个疗程的费用平均高达1.54万到2.45万卢比。

　　我国专利强制许可的制度早已有之，1984年颁布的《专利法》就有对专利强制许可的规定，2005年1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门颁布了《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2012年新修改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也对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做出了具体规定。然而，时至今日，我国尚未颁发过任何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法律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生产力，颁布的法律不实施，如同生产出来的产品闲置不用，这是一种浪费。同时，将法律闲置不用等于损失了将其完好实施有可能带来的社会福利，这可理解为一种机会成本。药品特别是进口药的价格仍居高不下，与我们运用法律这一资源不足是相关联的。我们到了必须作出检讨的时候了。

　　（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司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