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兴加转轨的中国来说，城镇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紧紧缠绕在一起，城镇化水平取决于国家治理水平。

　　目前，政府、学界和公众对城镇化的原则与方向取得了基本共识，但对许多具体问题仍然存在分歧。“中小城市派”与“大城市派”观点针锋相对，争论旷日持久，至今仍不时激化。“中小城市派”看到了种种现实约束，但却采取了静态思维方式，未能看到户籍、土地和社会安全网等方面的改革，若能取得突破，许多阻碍农村人口流向、融入城市的因素将大为削减。“大城市派”有力论证了大城市的经济合理性，其观点符合城市起源与发展的基本逻辑。

　　过往争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城镇化主导力量之争。传统思路似乎认为城镇化进程可由政府主导，城市空间布局、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均可由政府设计。从“三线建设”凋敝的片片厂区到今日座座“鬼城”，我们已经为这种指导思想付出了沉重代价。当然，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排斥政府的“更好作用”，核心是如何顺市场之势而为，体现政府的责任。加速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改进城市治理，才是目前应当着力之处。

　　说到底，超越城市规模之争，需要真正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对城镇化业绩最有评判资格的，是生活在一座座城市里的居民。对于城市规划、重大工业项目和重要景观改造等事关生活、生产、生态的重大事项，他们应当拥有最终发言权，这应当体现为切实的制度安排。官员应对当地居民负责，其权力应受到基于法治制度框架的约束。

　　只有这样，地方官员才有正向激励，推进当地户籍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只有这样，官员才会积极明确并尊重私有产权，不时引发冲突乃至流血事件的强拆现象，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只有这样，地方官员才会抑制大拆大建的冲动，“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望才能成真；只有这样，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推进，以“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

　　在先进国家，城镇化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甚至可简化为城市规划问题，但是，对于新兴加转轨的中国来说，城镇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紧紧缠绕在一起，城镇化水平取决于国家治理水平。

　　（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