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

　　未谙得世事时，父母和老师就教育道，在社会上要防范坏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云云；步入公共场所，听到的往往是警察通过扩音设备的广而告之，“不要将自己的贵重物品交给不认识的人看管”，“不要接受不认识人赠予的食物”，等等；进入职场，朋友告诫或津津乐道的，常是尔虞我诈、暗箱操作的故事。

　　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我们社会的不信任，社会信任缺乏，让人们觉得“活得很累”。更可怕的是，这种不信任似乎渗入骨髓，很难改变。而且，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一个集体审丑的社会氛围中。为了点击率，有的媒体记者热衷于报道极端的具有冲击我们灵魂效应的新闻事件。打开电视报纸收音机，映入眼帘和撞击耳膜的不时有碰瓷与讹人之事。类似新闻多了，就形成强化，以至于成为我们的社会认知。这样的结果如何不带来人与人的相互怀疑和防范？

　　其实，深入分析，导致社会信任度出现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中国的文化传统形成于小农社会，信任度决定于熟悉度，比如传统的道德就是熟人道德。一定意义上，我们的信任是相知者间的事情，即使传统社会，对于闯入者我们其实也持有严重的怀疑或不信任。这样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加之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工业社会的形成与西方的渐进式迥异，我们几乎是一夜之间形成，其间缺少必要的磨合和适应期，信任度决定于熟悉度的道德文化取向有很强惯性。这样，在一个新的陌生人社会中，我们就很难一下子提高相互间的信任度。

　　由于中国社会结构这些年来发生了深刻变更，再加上改革开放后我们放松了精神大厦的建设，一个时期过度激发人的欲望，结果导致贪欲在一些人中无限放大，当私欲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必然是尔虞我诈，是坑蒙拐骗。利益冲突，缺少法治规范和道德约束，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放大人与人间的不信任。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突出表现在人际交往方式上。我们重宗族，强调熟悉度，同时依托固定的单位和组织系统。西方社会更重视且依托各种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活动。社会组织与行政组织差异很大，行政组织具有强制性，社会组织则是自愿性的，以爱好和志趣作纽带和凝结剂。行政组织把各种利益关系带进来，易产生矛盾且不易化解，而以志趣构成的社会组织较少利益冲突，更因志趣而容易打破隔膜，甚至因为组织内的相互支持帮助而增强信任度。此外，原罪论造就了西方人的价值观——人性恶，为了避免潘多拉黑匣子打开，于是设计制度来抑制恶，进而形成抑恶扬善。比如给每个人一个终生不变的社会保障号，并把所有恶行污点记录其中，这些又直接影响其生存，所以每个人就要努力进行自我约束。

　　分析问题、研究原因只是解决问题的开始，要想真正在人们中建立起广泛的信任，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即便一时建立起来，要想形成一种良好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也还是需要我们长期呵护，代代传承下去。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