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用法律术语来说，这就是要解决“诉讼贵”问题。

　　现在，人民群众打官司，不仅一审要交费，二审也要交费；不仅审判获得裁判结果要交费，执行兑现裁判内容也要交费；不仅要给法院交费，还要给律师交费。在诉讼中还有额外的其他费用需要当事人开支，如，鉴定要交鉴定费、评估要交评估费、拍卖要交拍卖费、保全要交保全费、公告要交公告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司法环境尚不够优化，人民群众打官司，不仅要依法缴纳各种显性的费用，同时还要花费各种隐性的费用。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对于诉讼标的额小的个人当事人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许多撤诉或和解、调解的案件，与其说是当事人理智选择或相互妥协的结果，不如说是因诉讼贵而无奈止步的结果。其实，打官司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成本，还有时间成本、精力成本乃至生命成本。还有许多案件，打了一年又一年，一轮又一轮，反复鉴定，反复再审，反复发回重审，一个案件最终当事人拿到手的有多达十多个裁判文书。当事人为此付出的诉讼成本之高、代价之大，是不难想见的。

　　要深刻地认识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打官司，是根据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国家应当完善各项法律和制度，降低诉讼成本，保障人民群众能够无障碍地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诉权，使他们在遇到纠纷和损害时，能够便捷地“求助”于公力救济，达到定纷止争、消解矛盾和实现权益的目的。人民群众到法院打官司，理应不致因经济上的考虑而望讼却步。在这方面，我国的法律与司法均有较大的完善空间。2013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该法增加规定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规定了属于诉调对接的司法确认程序，规定了调解先行程序，增补了小额诉讼程序，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诉讼贵”难题。但仅仅在诉讼程序上改良是不够的，我国还应当在相关制度上做出修改和完善。

　　首先，要继续完善诉讼收费制度，制定独立的“诉讼收费法”。建议对行政案件和普通民事案件实行免费诉讼，对生效法律文书进行免费执行，大幅降低商事诉讼和经济诉讼的收费标准；同时完善司法经费保障制度，着力消除司法审判中经济利益驱动因素。

　　其次，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执行法律的各项规定，使立法上的各种司法惠民、司法救助、司法援助等制度落到实处，防止以诉讼标的额大小而选择性执法。诉讼费用缓交、减交与免交制度应当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同时还要大力完善包括法律援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制定《社会救助法》，使更多的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法律援助的裨益。

　　最后，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服务市场，完善律师收费制度，建立健全公共法律服务制度和机构，规范和限制风险代理制度的适用。同时还应规范和完善为司法提供服务的社会中介制度，推进覆盖城乡的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提升鉴定、评估、拍卖、咨询等专业技术组织和人才的层次和水平，并降低其收费标准，使他们诚信提供各类优质的司法服务。

　　只有这样，一个较为严密的诉权保障制度体系才能形成，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能够打得起官司，使有理的当事人能够打得赢官司，使打赢官司的当事人能够实现其胜诉权益。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