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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8年取消“五一”黄金周以来，每到“五一”节，总有人对他开炮，包括一些学者，提出要恢复“五一”长假，他都要被网友拿出来开涮，这么多年来，他好像已习惯了这种误解

　　作为30多年来一直以价值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蔡继明首先引起公众关注的却不是他最得意的价值研究成果——广义价值论，而是由于7年前他建言取消“五一”黄金周而在全国“一炮走红”，以致被一些公众和媒体称为假日委员和“倒黄派”。他因此得到的非议与荣誉同样分量十足，至今还有人在网上痛骂他，说他是“叫兽”，站着说话不腰疼，每年有三个月寒暑假，就不体恤普通劳动者，取消“五一”长假有什么好。尤其是每到“五一”节，总有人对他开炮，提出要恢复“五一”长假，甚至把“十一”黄金周的拥堵也归咎于“五一”黄金周的取消而把冲天怨气都发泄到他身上。

　　其实，这许多怨恨和责骂都是出于误解，这些人也许只要花一分钟听完他的解释，就能理解蔡继明并不反对人们过长假，更不是要减少节假日，他所领导的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的建议，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落实带薪休假，改变挪用双休日拼凑“黄金周”和小长假的做法，一方面避免全国人民集中出行造成的拥堵和人满为患，另一方面把节省出来的法定假日分配给清明、端午、中秋、除夕等传统节日，由此增加节假日的文化内涵。

　　对于近些年国庆“黄金周”出现的全国大拥堵，蔡继明认为，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十一”黄金周出行，完全是因为一方面带薪休假没有很好落实，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4个双休日被人为地挪到了国庆节前后，是被动或被迫同时出行。集中在“黄金周”的短途旅行是可以借助平时的双休日实现的。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即便再增加一两个“黄金周”也不可能完全消除集中度假造成的拥堵。特别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增加，全国统一集中放长假的弊端会日益凸显出来。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日，到处人山人海，高速路上动辄拥堵几十公里的现象并不少见，也从侧面印证了拥堵不是取消“五一”长假所带来的。

　　旅游部门赞成“黄金周”的理由是“黄金周”能拉动旅游经济。据悉，2013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4.28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33亿元。15年后的“黄金周”同1999年的首个“黄金周”相比，全国接待游客人次增长了9倍，旅游收入增长了15倍。

　　而蔡继明并不这么认为，旅游业和统计部门只强调了每年“黄金周”的出行人次和旅游收入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多少，而没有注意或有意掩盖了全年的旅游收入同比增加了多少，更没有对比实行“黄金周”后与实行“黄金周”前旅游收入增长率的变化。

　　“‘黄金周’制度自实行之日起，其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其对旅游业收入的正效应被夸大了或被误解了。”蔡继明说。

　　针对“黄金周”拉动旅游市场的“正面效应”，蔡继明认为这是一种错觉。2008年“五一”黄金周取消之后，国内旅游收入增速反而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他认为，事实上，“黄金周”期间旅游收入的增加仅仅是旅游消费的集中，是一种时间上的转移，对全年旅游收入影响不大。2012年“十一”黄金周以来政府推出的高速免费和旅游消费券政策对相关的资本市场却产生了明显的正效应。这进一步说明，目前制约国内消费市场的主要是收入因素，而不是闲暇时间。对绝大多数居民来说，不是有钱没时间旅游消费，而是有时间消费但囊中羞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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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建设用地供给，过重依赖土地财政，造成城市房价高居不下，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于空间（土地）城市化

　　与媒体给他的“假日委员”绰号相比，蔡继明更喜欢“土地委员”这个称呼，因为这个称呼更能代表他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

　　作为参政议政三届十五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他共提出150余份提案，平均每年五份提案，被媒体称为“最勤快的政协委员”，而内容涉及最多的是土地，10年期间共提交33份有关土地的提案，故被媒体称为“土地委员”。仅在2012年他提出的10个提案中，就有4个涉及土地制度改革，比如《关于土地管理法修改草案的修改意见》、《关于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建议》、《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产权房的治本之策》等。而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的8份议案和建议中，又有一半是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

　　在这次世界特区经济论坛上，他提交大会的发言又是《中国的城市化与土地制度改革》。他认为，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建设用地供给，过重依赖土地财政，造成城市房价高居不下，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于空间（土地）城市化。

　　蔡继明认为，目前的土地制度和政策，不是限制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转让，就是规定无偿退出。由于缺乏有效的土地流转和退出机制，两亿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大都在农村保留着宅基地和承包地，农村土地的流转额不足20%，这不仅使农民工难以获得在城里安家落户和创业发展的资金，而且难以斩断与农地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阻碍了农地向种粮大户的集中即农地的规模化经营，使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难以全面推进。

　　那么理顺土地制度的关键在哪里呢？蔡继明认为，消除宪法中土地制度的二律背反是理顺一系列土地法律法规的关键。

　　他说， 一方面，《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就意味着凡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新增的土地需求，无论是公共利益的需要，还是非公共利益的需要，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征地行为（即把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来满足；而另一方面，《宪法》又强调，国家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对农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很明显，要满足前一种要求，就会违反后一种规定；而要坚持后一种规定，又不能满足前一种要求。

　　他认为，既然我国2004年的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什么土地制度只能实行单一公有制呢？土地的基本属性是一种生产要素或经济资源，其产权为什么不能按照和资本、劳动、企业家才能

　　等其他生产要素同一的原则加以配置呢？

　　通过多年的研究，蔡继明提出，要消除上述二律背反，必须在坚持公益性征地原则（这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一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城市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并存，从而在禁止非公益性征地的同时，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按照这一精神，蔡继明建议将宪法中有关城市土地所有制的规定，修改为“城市的土地以国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 或者至少将宪法第10条第1款改为“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考虑到近期尚不具备修宪的可能，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的相关条款作出新的解释：所谓城市的土地实行国有，仅仅是就1982年宪法公布时城市存量土地而言的；此后城市建设需要占用农村土地，只有公益性用地才能征收为国有土地，非公益性用地可以通过市场使用集体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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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他成为敢谏直言的委员，他认为，在参政议政中，既要敏感地关注经济社会的热点，更要善于捕捉热点中的焦点，并着眼于从制度层面建言献策

　　总结15年全国政协委员的经历，蔡继明认为，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中，既要敏感地关注经济社会的热点，更要善于捕捉热点中的焦点，并着眼于从制度层面建言献策。这就需要我们有超前意识，不能随波逐流，要未雨绸缪，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建议，而不是热衷于对现行政策的注释。

　　早在2000年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蔡继明就提出：在进一步提高本科教育收费的同时，要逐步取消研究生公费教育，除文史哲和数理化及理论经济学等特殊专业可设置奖学金外，所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专业一律实行自费。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实现良性循环，同时将有限的教育资金更多投入在九年义务教育上，并争取普及高中教育。这一建议可望在14年之后的今天得以实现。

　　在2005年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蔡继明在“尽快使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到GDP的4%”的提案中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3 年2 月13 日联合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可直至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仅为3.28%，与1993《纲要》公布时的2.51%相比，10年中仅仅提高了0.77个百分点。教育投入的多少与政府的重视程度有着直接、紧密的联系，“4%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而在此后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这一目标终于在2012年实现了。

　　回顾这15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往事，蔡继明感到最自豪的是媒体给了他一个“敢谏直言”的评价，并被媒体评为全国两会“十大言者”。

　　蔡继明，男，经济学博士，1956年1月29日生于河北省唐山市，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

　　主要从事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价值和收入分配理论、地租理论、转型经济理论以及农业问题研究。

　　已发表229篇学术论文，出版8部学术专著、6部教科书、2部译著，参加编写全国性丛书和辞书5部。如《广义价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