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役征派：乡村权力网络运作模式

　　在赋役征派过程当中，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网络得以高效运转起来。当然，乡村文化习俗活动、纠纷调解等等也都是乡村权力运作的载体，但是最基本的运作模式还是通过赋役征派而得以展现。唐代里正的四项职责“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文献通考》卷12）当中，最关键也最重要的就是“催驱赋役”。唐律中明确提到，里正虽然不在官品之列，但是“里正之等，亲管百姓，既同里闬，多相谙委”，所以“里正、坊正，职在驱催”（《唐律疏义》卷18、11）。唐代前期，赋役征派已执行不易，每当里正催役之时，只能是“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乡村内人户情况不同，有的农户贫穷至极：“体上无裈袴，足下复无鞋”，因而无所畏惧：“早死无差科，不愁怕里长”，有的农户则“追车即与车……须钱便与钱，和市亦不避。……县官与恩泽，曹司一家事。纵有重差科，有钱不怕你”（《王梵志诗校注》卷5）。部分有力人户能利用关系，打点县官、曹司，因而能逃避赋役征派。到开元以后，赋役越来越转嫁到乡村中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户身上。唐令中所规定的依据贫富等条件制作九等簿记而根据此簿“依次差科，……里正唯得依符催督，不得干预差科”（《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正》）的办法难以真正落实。

　　官府为了尽可能多和快地取得赋役收入（包括劳力），多倾向于直接派人下乡征收选派。其正常程序为“刺史……下文帖付县，……县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而里正常常借机谋私，“赤帖怀中藏却，巡门掠敛一遍”（《樊川文集》卷10），在乡村中造成“忽闻扣门急，云是下乡隶”（《全唐诗》卷671）的惊恐局面。官府早已认识到“一吏到门，百家纳货”的弊端（《册府元龟》卷493），但为追求利益而饮鸩止渴也是无可奈何。在征派过程中，虽然“禾穂未熟皆青干”，而“长吏明知不申破”，目的是“急敛暴征求考课”，农户被迫“典桑卖地纳官租”（《白居易集》卷4）。“孤弱贫人，里胥敦迫，及期输纳，不敢稽违”。当朝廷可能蠲免赋役之时，又出现“奸猾之辈，侥幸为心。时雨稍愆，已生觊望。竞相诱扇，因致逋悬”（《册府元龟》卷488）的情况。在蠲免执行中，“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牓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白居易集》卷4）成为常见之事。租税如此，役事更难。部分官员采取的不分贫富轮差派役的办法，在当时反而成为相对公平的选择。如李式“每年轮检自差……不拣贫富，……一县人户，不著两度夫役”。杜牧亦“自置板簿，若要使役，即自检自差……籍在手中，巡次差遣，不由里胥”（《樊川文集》卷10）。但此类力求公平的基层官员，注定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