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中展现的乡村耕种图景

　　乡村是中国古代大多数民众的生活空间，研究古代乡村社会如何运转，是理解传统社会基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民众行为方式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对于唐代的乡村研究，学界注意力相对集中于乡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对于乡村社会内部“权力网络”的关注仍显不足。本文力图在前贤研究基础上，从结构变迁、运作模式、节点建置等角度对唐代乡村社会的权力网络进行一些探索。

　　乡里乡村：乡村权力网络结构变迁

　　在唐代官府的文书格式中，“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唐六典》卷1）这意味着，乡在中央政府看来就是最低一层的管理层级。但是“乡”的地位，在唐代也有比较大的变化。武德七年，唐朝律令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资治通鉴》卷190）其中对乡里地位，没有明确说明。《通典》则提到：“大唐百户为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乡，乡置耆老一人。……贞观九年，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卷33）。由此可见唐初延续了汉魏以来的“乡官”之制，里正、耆老或者乡长都算是正式（或比照）的官府成员。唐代中期全国大概有官员18805人（见《通典》卷19），而天宝元年全国有16829个乡（见《旧唐书》卷9），假设乡长（不含佐及里正）均纳入正规渠道，官员数量立刻接近翻倍。对于农业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财政体系来说，显然难以承受。当然，早期未必有如此之多的“乡”。但是随着承平日久，到贞观十五年，就不得不废罢“乡长”及属官（佐），废除了乡官之制。“乡长”及乡的建制虽然废除，但是县以下的地域仍然需要管理，“乡”作为区块名称仍得以继续存在。只不过将管理“乡”的权力转到了轮流值班之五“里正”身上，“当乡何物贵，不过五里官”（《王梵志诗校注》卷2）。“里正”一词也逐渐转变为职务名称。

　　“里正”成为乡领导的称呼的同时，“里”本身却逐渐消失，取代“里”地位的则是村。“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旧唐书》卷48）“村”成为县以下地域里自然聚落的通称性概念，为唐人所熟知。刘再聪曾统计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出现的数百个“村”名，地域分布极为广泛，从今天山东沿海一直到山西五台山沿途均见有村名，而无一处关于经行某“里”的记载（载《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也就是说，唐初的乡里制，在贞观十五年以后就逐渐向乡村制转化。“乡”和“里”都是设计概念，由上至下加以推行，试图把县以下地域的居民纳入一个统一网络当中。但是这种由“五”“百”之类整数所构成充满结构感的设计规划，却很难与乡村居民的居住实情相吻合。由非正式纳入官府序列但又受官府严密掌控的“乡”直接面对自然形成的聚落“村”成为相对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