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史》“伪书说”风波

　　郑思肖《心史》在明清之际影响极为巨大，众多抗清志士和明遗民反复诵读、题咏、引用、评论、传播，借以激励自己。当时序跋、题咏、品评者之多，据我之考索，已远逾二百多人。然而，此一动人心弦之史实，却长期以来未引起当代研究者重视，甚或可说长期以来从不为当代研究者所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思想史专著中，都没有提及这一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一些文章即使提到了《心史》与明遗民的关系，也几乎是仅仅写到顾炎武写过一首《井中心史歌》而已。而当代那些说《心史》是伪书的人，也都几乎只知道顾炎武一人写过一首《井中心史歌》而已（其实，不仅与顾炎武同时至少有两百多人序跋、题咏、品评、引用过《心史》，而且，顾炎武也不是只在一首诗里提到《心史》）。

　　前面说过，《心史》刻行后约四五十年，待有明遗老（其中尤其是顾炎武）凋零殆尽之际，始有人鬼鬼祟祟地称其为“伪书”。这指的就是昆山徐乾学和其同党阎若璩二人。而顾炎武正是徐某的舅父。顾炎武的学问、资历和人品，比起徐某来，不知道高过多少。而且，顾炎武1676年在致潘耒信中痛斥徐某及阎某为“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因此，顾氏《井中心史歌》便成了鼓吹《心史》伪书说者无法逾越的高山。于是，后来有不知天高地厚者，干脆说顾炎武不学无术，上了伪书的当；甚至胡说顾炎武是利用《心史》来作为他的“用处极大、极不易得的反清的无价宝”。这种无知和狂妄实在令人吃惊。

　　有关上述现象，这里姑举数例。1960年代末，有一位台湾学者发表了《郑思肖与关系的推测》，又有一位台湾学者随即发表《心史的著者问题》，两文作者所见明清题咏《心史》者，就均只是顾氏而已。1980年代，后者又发表《心史作者考辨》一文，关于明遗民题咏《心史》者未作任何增补。又如，1980年代，大陆有一本书名略有不通的《文心雕同》中说：“书志学上出名的《铁函心史》，这书的可靠程度，值得怀疑，《四库》将它考证一番，列入存目，不无道理，有人甚至查考出了它的作者，而博学如顾亭林，不但不以为伪，甚至特作《井中心史歌》以咏……但如实事求是的检验，《心史》确实是一部并不高明的伪作，破绽之多，一般读者也能一眼就看出，而在积极复国的顾亭林眼里，这一‘大宋孤臣’的遗著是用处极大、极不易得的无价宝。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的亭林先生，实在太需要这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材料了。可见《心史》虽是一部货真价实的伪书，它的用处却大得很，大到可以为顾炎武的反清复国服务。”对于这种极其浅薄的谬论，我在拙著《井中奇书考》中已有论及，此处实在不想多说。

　　顾炎武著作中的《心史》

　　顾炎武题咏《心史》时，已在《心史》出井后整整40年（1678）了。而且是在离苏州、昆山千万里之遥的陕西富平；但他最初是在苏州张国维刊本问世之时即就近读到（昆山隶属苏州府），并留下深刻印象的。这在《井中心史歌》及其序中说得非常清楚。

　　顾炎武在诗中即称《心史》为“奇书”，又在序中说：“昔此书初出，太仓守钱君肃乐赋诗二章，昆山归生庄和之八章。及浙东之陷，张公走归东阳，赴池中死；钱君遁之海外，卒于琅琦山；归生更名祚明，为人尤慷慨激烈，亦终穷饿以没。独余不才，浮沈于世，悲年运之日往，值禁网之愈密，而见贤思齐，独立不惧，故作此歌，以发挥其事云尔。”

　　其实，顾炎武除了写《井中心史歌》，在他最著名的《日知录》中，也数次引征《心史》。而这却从未经研究者提及。《日知录》卷十九《古文未正之隐》条中写道：“郑所南《心史》书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称彼曰‘大国’、曰‘丞相’，又自称‘天祥’，皆非公本语，旧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则今之集本或皆传书者所改。”在《日知录》卷二九《吐蕃回纥》条，还有一条顾炎武的原注：“郑所南《心史》：‘畏吾儿乃鞑靼为父、回回为母者也。’”另外，顾炎武还著有《金石文字记》，卷六《识余》有《拱极观记跋》曰：“右小碑本在拱极观，观已久亡，万历中有人掊地得此碑，置之岳庙中，与宇文周碑并立。其碑文鄙浅无足采，然吾于是有以见宋人风俗之厚，而黄冠道流犹能念本朝而望之兴复，其愈于后世之人且千万也……其没于土中久而后出，岂陷金之后，观主埋之，如郑所南《井中心史》之为邪？”

　　可见，顾炎武也不是仅仅只在《井中心史歌》中写到《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