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谢江廷、罗云章、胡子明、罗祖元，5位伤残红军，总共8只眼睛5条腿。平日，痛苦缠身，亟待救治，却在我军军史上留下了一首“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刚”的撼世军歌。

　　赴苏疗伤 滞留边城成“囚徒”

　　1940年春，奉党中央命令，延安荣军学校政治部主任陈振亚等6位伤残红军带着3名家属及其小孩，从延安去苏联疗伤。他们艰苦跋涉到达兰州，一等就是两个月，后由一架小型苏联运输机秘密载至迪化(今乌鲁木齐)。然而，适逢希特勒向苏联猖狂进攻，苏联自顾不暇，一时再无可能像以前那样大批接待中国的来客。

　　苏联是去不成了，陈振亚等人只得在迪化继续等待。这期间，领队的陈振亚不幸逝世。腿部伤残的老红军谢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便成了这支疗伤队伍的负责人。

　　当时，在新疆称霸的军阀盛世才是个见风使舵的“变色龙”。为了在军阀队伍里鹤立鸡群，他从苏联十月革命以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吮出了“甜味”，制定了所谓“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得到了苏联顾问团的帮助。对于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盛世才也表示响应，并允许建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还向延安请求派员去新疆工作。

　　毛泽东为团结抗日，保持中苏之间来往便捷，派毛泽民、邓发、陈潭秋等人，以及100多名知识分子、中共党员去新疆帮助建设，很快使新疆的财政、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等各方面呈现出新的面貌，使盛世才既佩服又惧怕。他本想借共产党的威望稳当霸主，但当加入中共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心怀不满，盛极一时的红装开始褪色。

　　1941年，希特勒攻陷了乌克兰；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盛世才认为共产党气数已尽，中国抗战前途亦漆黑一团，便公开亮出了反苏反共的旗帜。他赶走苏联顾问，并以“共产党人阴谋暴动”的罪名，秘密杀害了共产党援疆领导人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同志。从1942年9月17日起，谢良等5名伤残红军也和其他200多名援疆人员一样，陆续被关进了监狱，就连家属小孩也不放过。

　　自救救人 安残所里的“共党户”

　　两年多监狱生活的摧残，加上伤口化脓缺乏治疗，谢良等人的生命岌岌可危。他们在狱中开展绝食斗争，还当面责问反动当局：“我们打鬼子负伤，你为什么把我们抓起来？难道抗日有罪？”

　　盛世才怕这些打鬼子有功的老红军死在监狱里不好向国人交代，便于1944年春节后将他们及其家属小孩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同时释放的还有从苏联归来的我党农民运动的先驱苏兆征烈士的遗孀王瑶友和东北抗联女战士晓云等，加起来共有17人。

　　迪化监狱用卡车将他们强行拉到迪化西郊的“迪化贫民安残所”里安了“家”。这里的环境比监狱还恶劣：每天两顿饭，每顿一碗水、两个窝头。不分男女，上百人挤在一座充满烂草味、汗臭味的大屋里。到处是虱子、跳蚤，传染病盛行，几乎每天都有死人从这里被拖出去。

　　因为这些伤残红军打鬼子有功，安残所工作人员萌动了“恻隐之心”，答应谢良等人的请求，将这17名妇、老、残、病、幼，按性别安置在毗连的两间平房里，还特地为他们立了个门牌：“共党户”。

　　为了自救救人，大家都把各自稍微值钱的衣物捐出来变卖，凑成做小生意资本。于是，5位伤残军人便在迪化西大桥上摆起了香烟摊，来来回回地叫卖。这是怎样一幅场景啊：失去双腿的罗云章背着一箱纸烟，双目失明的谢江廷发挥双腿俱全的优势，背着罗云章，一个指路，一个迈步，走在最前边。其余3人各掖一根拐棍朝前挪动。

　　赚来了钱怎么花？除了改善“共党户”的伙食，他们买了400多斤熟肉和上千斤炒面，雇了两辆牛车，把心意送进了牢房。

　　就这样，监狱里的同志一次又一次地接到伤残红军的慰问品。狱中党的负责人马明方（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代表全体同志回信致谢：“你们照顾好自己就很不容易，还为大家尽了这么大的力，我代表狱中同志谢谢你们。不要再送东西来了，这里再苦也能熬下去，最要紧的是加紧向家里联系……”

　　智报困厄 断线的风筝接上了头

　　按照狱中党组织的指示，谢良将联络迪化地下党的任务交给了腿部负伤的胡子明的爱人赵建华。赵建华则以带女儿狱燕进城“看病”为由，在省立第一医院里与中共外围组织“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迪化女中的张玉贞(后改名张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评剧院副院长)接上了头。张玉贞说：“国共两党正在重庆会谈，周恩来副主席为营救你们，等着你们的消息，特别是牢里人的名单。赶快写出来，明天中午，到西大桥东头的趣兴酒店等我！”

　　当天晚上，“共党户”召开秘密会议，发动大家列名单。孩子们记性好，争相说出了毛远新哥哥、刘思齐姐姐等20多名儿童名单。至于成年人的名字，大伙儿想来想去，总是凑不齐。谢良等人突然想起，前两次朝牢里送慰问品时，都留有两人一份的收条，根据这些收条，外加大家的回忆和补充，终于列出了较为齐全的狱中人员名单。

　　接下来便是给党中央写信了。他们像阔别多年的游子，忍着千辛万苦在给慈母写信。风霜雨雪，岁月蹉跎；陷阱阴谋，苦海翻舟；忠奸智愚，鱼目混珠，一一写来：

　　党中央、毛主席：

　　我们是赴苏治病而被卡在迪化的5名残废军人。冤狱4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惨遭杀害；乔国桢、关茂林狱中病故；徐梦秋、潘同、刘希平等15人叛变，其余100多名好同志仍关在第二、第四监狱始终坚持斗争，争取回延安。

　　名单附后。

　　谢 良、谢江廷、罗云章、胡子明、罗祖元

　　1944年5月

　　接到信和名单的张玉贞飞赴兰州，将其交给了时任“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负责人赵普琳同志（后为电影《寂静的山林》《斩断魔爪》的编剧赵明）。赵普琳又前往重庆，在臧克家和茅盾的帮助下，来到重庆上清寺路曾家岩10号院内，把信交给了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魏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少将军衔)。事关重大，魏传统没敢耽搁，立刻将信交给了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和副书记王维舟。他俩立刻报告了周恩来。

　　周副主席接信后，专程飞回延安，到中央组织部调查情况。摸清情况后，周恩来在国共会谈中直接与蒋介石交涉，指出其“释放政治犯不彻底，光迪化监狱就有一二百名政治犯至今在押。”这时，西北五省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亦向蒋进言，蒋才勉强同意放人。

　　囚笼终于打开了，约200名“政治犯”获得了人身自由。131名受难者分乘10辆美式带篷卡车，归心似箭地回到延安，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见。

　　新中国成立后，亲历者们谈起炼狱往事，特别感激5位伤残红军的帮助，纷纷向他们索要照片，以示纪念。为满足难友们的愿望，1960年秋，谢良、谢江廷、罗云章、胡子明、罗祖元相聚北京，合影留念。照相馆的同志还特地在底片上写下了“五颗红心”4个字。发自迪化的那封报告困厄的求助信和狱中人员名单，至今还在中央组织部档案中保存着。

　　(本文作者为第二炮兵政治部创作室原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题图：作者提供 方汉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