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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上中国的社会建设的一条线索是实业界，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就是在社会层面从事经济建设

　　近代史上中国的社会建设的一条线索是实业界、实业家的线索。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我们是典型的农业国家。但是，到了1913年中国就是第二大世界经济体。

　　1913年的中国就是第二大世界经济体，这条线索关乎工厂、银行、出版社、报馆、学校、律师业、会计业，这些事物大致上都是1894年以后到1949年期间出现的。

　　这期间各个领域、各个行业，许多全新的事物产生了，这是过去中国所没有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产生了大批的实业家，张謇，一位穿西装的状元。1897年夏瑞芳等商务印书馆的几个创始人在上海创立商务印书馆，后来成了中国出版界的“航空母舰”，鼎盛时期商务印书馆拥有36家分馆，1000多个销售网点，遍布国内外。 它在上海的总馆规模宏大，占地、房子、建筑布局， 这也是中国出版业的顶峰，可惜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用飞机炸弹把这里炸了，炸不掉再派人点火把它烧掉。

　　无锡荣氏兄弟创立的公司曾经在中国的衣食上占有半壁江山，他们在鼎盛时期非常骄傲地说过一句话：“在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他们一生只做两样东西，穿的和吃的，棉纱和面粉，只做这两样，市场份额占民族企业的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郭氏兄弟是上海永安公司的创始人，从小到澳洲打工，赚到了第一笔钱到香港、上海创业，成为中国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的创始人。当时南京路上共有四大百货公司：大新、先施、新新和永安，这四大公司的创始人有四个相同之处：一个都是广东省中山县的农村人，二是从小家境贫困到澳洲打工的人，三是都信教，四是回到上海创立了有名的百货公司。一直到1949年这四大百货公司都是上海商业繁荣的象征，就是日本人占领上海，也没有中断他们的事业。

　　宋棐卿，天津东亚毛纺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山东人。卢作孚，重庆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一辈子穿平民服、身无分文的老板，看上去像学徒，但手里掌握着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鼎盛时期比当时官办的轮船招商局还要多一万多吨，民生有5万多吨时，轮船招商局只有37500多万吨，所以1937-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要撤到四川就靠他的公司。

　　陈光甫、张公权，他们是当年中国银行界叱咤风云的人物。那个年代的企业家、银行家，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就是在社会层面从事经济建设，这一条线索是经济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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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组织力是建设力的核心、内核，如果社会组织健全，社会组织力就非常强大，整个社会可能变成一个健全的社会

　　1921年9月1日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上说：“现今的时势，观察一国的文明程度，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和其他表面的东西作标准仪，是拿人民智识程度的高低，和社会组织的完否作测量器的。”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要看它的社会组织是否完备，就是有没有各种各样的健康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力是建设力的核心、内核，社会组织包括信仰、经济、文化组织。如果社会组织健全，社会组织力就非常强大，整个社会可能变成一个健全的社会。包括上海等地的商会、大学、报馆、银行公会、律师公会、书业公会，包括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等这些组织，都是当年不同的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它们都属于一种社会组织力，当这些组织都有生存、活动的空间，能在社会中发挥它应有的影响时，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不是要等待某一个上级、某一个部门给你盖印、批准，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相对健康的社会。

　　上海总商会的大厦曾经是上海权力的象征，代表着上海总商会1000多个会员，代表着整个上海的经济实力，会场也很气派，在这里决定的事情，不仅对当时的上海而且对整个中国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大门前“上海总商会”几个字非常显赫，1902年最初成立时叫“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改名为“上海商务总会”，1912年改名为上海总商会，一直到1929年，27年中上海总商会对上海都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社会组织，影响了整个中国。今天这幢历经风云变幻的老建筑面临拆掉的威胁。

　　聂云台（曾国藩的外甥）曾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是最年轻的会长。穆藕初，棉纱大王，曾长期担任上海总商会的会董。这些人在上海和整个中国发生大变动的过程中，在很多事情上发挥了非常大的影响力。今天谈论民国时代的历史时，绕不过商会、教育会、报业公会的作用，因为这些社会组织在那个年代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1922年全国商教联席会议代表联合开会决定，次年在上海举行一次国是会议，不是一般的讨论中国的国事，而是制定一部宪法草案，这是今天所无法想象的。一批教育界、企业界、商界人士开会讨论制定宪法的问题，讨论国家往何处去的问题，但在1922年、1923年的中国他们就是那么做的。

　　再看与民国同步的律师公会。1935年杜重远案发生，杜重远是当时《新生》杂志的发行人，因为发表一篇《闲话皇帝》的杂文，里面讽刺了天皇，日本人要求南京政府把这份杂志封闭，最后给杜重远判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徒刑。判刑后，二十多个律师联名写信给上海律师公会，要求律师公会提出抗诉。上海律师公会正式向司法院提出抗议，这也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1938年，上海律师公会曾经给国联发电报，要求制裁日本侵略。这些文书还在上海档案馆放着。

　　上海银行公会是上海银行业组成的组织，和上海总商会代表一同，成为上海民间社会的重要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1月蒋介石邀请上海各界代表到南京共商国是，其中包括银行界的各大掌门人，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李铭、徐新六、林康侯；实业界有刘鸿生、穆藕初、虞洽卿、郭标； 报界有史量才、汪伯奇；出版界有王云五；教育界有刘湛恩、黄炎培。那个年代的企业家、银行家、报人、教育家们可以与蒋介石平起平坐，蒋介石对他们也是礼贤下士。

　　史量才是当时上海民间社会的代表，连杜月笙都买他的账，在上海的不同社会组织中他被大家公推为会长。他手里掌握着中国当时最大的两个报纸：《申报》和《新闻报》，并投资了五洲大药房介入药业，又投资中华书局介入出版业，在当时的中南银行有股份，介入了金融业，他在上海横跨不同行业，尤其手里掌握着上海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报纸，有媒体的力量，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精英对他非常服气，大家在那些社会组织当中公推他为领袖。最早的组织是壬申俱乐部，他为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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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一个年代里，这些人仍然有机会从事自己的乡村建设，仍然有机会搞自己的社会组织，仍然有机会按自己的方式去推动中国

　　1932年日本攻打闸北，战争爆发，上海的社会组织在危急关头站出来，而且运作得非常好。这些民间组织一夜之间冒出来，在不同岗位上，你负责给前线送粮食，他去前线照顾伤兵，他负责后勤保障，他负责治安，整个上海秩序井然，就是靠了史量才这批人发挥的作用。在壬申俱乐部的基础上他们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推史量才为会长，以后改组为上海市民协会，他仍然当会长。官方的上海参议会成立，会长还是史量才，一直到1934年史量才被暗杀。所以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都是以史量才为代表的民间社会精英（银行家、企业家、报人、出版家、教育家）掌管着社会，他们有各自背后的组织，江苏省教育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这些组织都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组织，它们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正面影响都非常大。

　　1938年当中国的重工业、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大量的器材设备机器运到宜昌，准备往重庆撤时，长江的枯水期只剩下40天就要到了。卢作孚动员了民生公司的全部力量，天才般地把原本需要1年时间运完的东西用40天运完，这是一个奇迹。所以晏阳初称之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当时天上有飞机轰炸，特别紧张，他们昼夜不停地运转。

　　梁漱溟搞乡村建设，在河南、广西特别是在山东所搞的乡村建设实验，持续了二十多年，也是一个社会组织。 他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就是他创造的一个社会组织。从晚清到民国50多年间，这些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建设力，所以整个社会呈现出一个有生机、有活力的生态。

　　在这样一个年代里，这些人仍然有机会从事自己的乡村建设，仍然有机会搞自己的社会组织，仍然有机会按自己的方式去推动中国。在这些人、这些画面的背后，可用一个词来概括——深水静流，看上去不过瘾，不刺激，没有汹涌澎湃，没有大刀阔斧，没有口号喊得震天响，似乎一切都很平常，只是一批怀着平常心的人怀着不平常的理想在社会层面做踏踏实实的努力，他们深水静流，润物无声，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得寸进寸的工作。这些深水静流者的行为都会载入历史，他们的历史可能会更长远、更深刻地影响未来。

　　（作者系近代史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