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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族历史上,汉、唐两代以国力强盛著称,其与域外各族频繁交往之事实已为国人所熟悉,然彼时载籍所蕴含的诸多历史信息,有待发掘者仍不在少数。兹以汉唐记载两例说明,转换考察视角,开阔历史视野,于既有史料中做一番“发覆”功夫,寻获未察历史事实之机遇仍复多多。
核心观点
希腊神话中的海妖故事,经安息船员加以渲染后,阻挡了甘英这位缺乏海上经验的中国使者,但经过甘英的讲述,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史册上。这也是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文化交流史中饶有趣味的一段插曲。
玄奘《西域记》记载中“拂菻”与“女人国”的联系,暗示着拜占庭帝国在这个传说流播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此一时期拜占庭帝国在欧亚大陆文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希腊海妖故事记入《后汉书》
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甘英受班超派遣出使大秦的外交活动,是古代中西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后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賫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中国史籍中的大秦,即罗马帝国,有时指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东部。甘英到达的“大海”,也称为“西海”,《后汉书·西域传》关于同一事件的记载,有“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的说法。关于这个“大海”(或“西海”)的位置,学术界曾有里海、黑海、地中海和波斯湾诸说。黑海和里海均不在“安息西界”,故此两说不能成立;地中海、波斯湾两说在学者中仍有较大争议,但揆诸历史事实,公元1世纪末,罗马帝国疆域扩展至两河流域,如甘英抵达地中海边,则意味着已经到达罗马帝国境内。地中海说与理相悖。故所谓“大海”(或“西海”)当指“波斯湾”。
《后汉书·西域传》明确说明甘英没有到达大秦。他到达安息(波斯)帝国的西部边界的“大海”后停止了行程。甘英放弃使命,没有继续前行,与波斯船员有关。一般认为,波斯船员阻止甘英,乃出于商业目的,即设法阻断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的直接交往,以便垄断丝路贸易的丰厚利润。《后汉书·西域传》:“其(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说明处于丝绸之路中间段的安息人不愿看到中国人与罗马建立直接的联系。
从史料看,甘英放弃前行也与安息船员对海上历程之艰难、可怕状态的描述有关。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安息人到底讲述了什么可怕的内容,竟能产生如此效果?尤其是,对于安息船员所说的“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的海上奇遇,应如何理解?
《后汉书·西域传》称:“(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这“传其珍怪”一语,颇令人玩味:“珍”指山珍海宝,自不待言;“怪”则显然是指《后汉书》作者眼中的荒诞不经的故事;“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似乎说明,甘英带回的此类故事数量可能不少,波斯船员向甘英讲述的“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的恐怖情形,当属《后汉书·西域传》作者所说的“怪”异故事之一。
毫无疑问,当地船员对甘英讲述的这个故事,其内容肯定多于《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所谓“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云云,不过是其中最能给甘英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这里的“思土恋慕”,显然不能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做“思念故土”理解,对于甘英这样身处异国他乡的人来说,思念故土是随时随地都会有的情感,不会以此为可怕之事;另一方面,对于安息船员而言,以这样的人之常情来阻吓一位远方的来客,也不合情理。《晋书·四夷传》的作者可能有另外的资料来源,对同一事件的记载稍有不同:
“汉时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其(大秦)国。入海,(安息)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
《晋书·四夷传》“海中有思慕之物”一语可谓关乎要害,较之《后汉书·西域传》“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的说法更为明确;“往者莫不悲怀”一语则清楚地说明《后汉书·西域传》中“数有死亡者”的原因正是海中令人“思慕”的事物。《晋书·四夷传》所谓“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一语,与《后汉书》中“数有死亡者”的说法则是同一个意思。因此,波斯船员所讲故事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海中有某种东西使人受到诱惑,思慕着迷,以致死在那里。对于有着“父母在,不远游”传统的中原人来说,客死他乡才是极其可怕的事情。
如果联系到波斯船人的身份,我们可以断言,这一恐怖景象一定是与当地早已流行的现成的海上故事有关。从起源上讲,这个故事可以有两种可能:第一,由于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是波斯船员,它可能是来自波斯的传说。波斯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其神话传说中可能有这类故事。但我们遍查波斯古代传说,没有发现类似的传说。第二,来自安息(波斯)西部的大秦即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东部疆域属于拥有发达神话传统的希腊文化圈。古希腊神话传说之发达、优美,举世闻名,人所共知。历史上,两河流域文明对希腊文明具有重要影响,而波斯帝国对于希腊文化也是相当熟悉的。地中海东岸是希腊-波斯的文化交汇处,5世纪初叶开始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希波战争虽是两国的敌对行动,但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两国文化包括民间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亚历山大大帝东侵以后,庞大的波斯帝国尽为希腊人所控制,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远及中亚和印度北部,优美的希腊神话和戏剧甚至流传到中亚,并在巴克特里亚(大夏)保存下来。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后出现的三帝国之一的塞琉古帝国,也统治了相当大的波斯版图。可以说,对于希腊文化中极为发达的神话传说,尤其是那些动人心弦、脍炙人口的流行故事,波斯民众,无论是两河流域的民众还是地中海东部的民众,都是不陌生的。
联系到希腊神话中,我们更可以进一步断言,安息船员讲述的这个“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的故事,很可能就是海上生活的人们所十分熟悉的海上女妖(即Sirens)的传说。
希腊神话中的海上女妖是半人半鸟形的怪物,她们善于唱歌,以娇媚动听的歌声迷惑航海者,使他们如醉如痴,停舟不前,呆在那里听下去,一直到死亡为止。海妖故事早在公元前9-8世纪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已有记载。据《奥德赛》中的叙述,海上女妖居住在位于喀耳刻海岛和斯库拉住地之间的海岛上,特洛耶战争的希腊英雄之一奥德修斯(一译奥德赛)在战争结束后与同伴回国途中经过海妖居住的岛屿,喀耳刻岛巫师叮嘱奥德赛说:
现在请你听我嘱咐:
你首先将会见到塞壬们,
她们迷惑所有来到她们那里的过往行人。
要是有人冒昧地靠近她们,
聆听塞壬们的优美歌声,
他便永远不可能返回家园,
欣悦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
塞壬们会用嘹亮的歌声把他迷惑,
她们坐在绿茵间,
周围是腐烂的尸体和大堆骨骸,
还有风干萎缩的人皮。
奥德修斯听从喀耳刻巫师的建议,用蜡封住同伴们的耳朵,让同伴们将自己绑在桅杆上,抵御住了海妖们的歌声的诱惑,将船驶过海妖岛而活了下来。
另一希腊神话把海妖与俄耳甫斯和阿耳戈斯的英雄们联系起来。阿耳戈斯的英雄们在得到金羊毛返回途中路过海妖岛,英雄之一俄耳甫斯用自己的歌声吸引住同伴们,躲过了海妖们的歌声的诱惑。不管怎样,希腊神话中有关海妖的传说,总是以海妖的优美歌声对航海者的诱惑致使海员死亡为主要内容。这与甘英从安息西部边界的船员那里听到的“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即《晋书》所谓“海中有思慕之物”),“数有死亡者”的故事框架完全相合。
半人半鸟的形象最早源自两河流域。这个形象经过有着罕见的神话创造传统的希腊人加工后,演变成更加成熟、充实,也更加脍炙人口的海妖故事。海妖形象和海妖故事在包括地中海东部沿岸在内的希腊世界广泛流传,经过罗马帝国的传播,流传到了整个欧洲,成为欧洲各国至今仍十分熟悉的文化内容。有关海妖的说法在枝节上因地域不同稍有变化,但基本内容大致相同。近代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也有关于海妖的诗歌《罗雷莱》,诗中明确地称这是“一段古老的神话”,点出了女妖故事的希腊起源。但由于德国并非希腊那样的海洋国家,所以在德国文学作品中,女妖演变成了山岩(或山林)之神。但女妖以美妙歌声诱惑船人葬身海中的主要情节并没有改变,与甘英所谓“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内容完全相合。
《晋书》保存了甘英回国后的行程报告:“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很显然,只有未有航海经历人才会想象海水可以饮用。甘英来自中国内陆,没有海上旅行的经验,对大海怀有恐惧。因此,“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賫三岁粮”这样艰难的海上航行,不能不使甘英视为畏途;由于甘英对大海的无知,波斯船员讲述的可怕的海妖故事,才会在其心灵中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震慑作用。
古往今来,通俗易懂、丰富多彩的寓言、神话与各国普通民众有着不解之缘,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传播也多与民间交往联系在一起,其流传后世往往借助于民间记载(记忆),而较少受到所谓“正史”的青睐。像海妖故事这样的希腊神话,经甘英这样的使节之口而见诸中国正史的事例,似不多见。希腊神话中的这段故事,经安息船员加以渲染后,阻挡了这位来自远方的缺乏海上经验的中国使者,但经过这位使者的讲述,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史册上。这也是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文化交流史中饶有趣味的一段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