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龙盘

陶寺发掘现场

陶寺圭尺“中”彩色线图

    2013年11月11日，一场“重量级”的讨论，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会议室里热烈展开。李学勤、王巍、王震中等“文明探源工程”的领衔者或骨干专家一一到会。年逾八旬的王克林也从山西太原专程赶来。襄汾县委书记也来了。他关掉手机，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静静地听了整整一天。纷繁的思绪、言语、对话，围绕着同一个焦点不断地迭加上去。这个焦点就是“陶寺”。

    地处晋南临汾地区的襄汾陶寺遗址，是龙山时代晚期超大型都邑聚落遗址，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从时空上考古探索中国文明核心形成、最初中国诞生的重要节点。1978年，陶寺遗址发掘工作正式开始。2001年，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开始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今天，那里的发掘工作仍在进行。

    主持人（梁枢）：前些日子从王震中先生的新著《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已经感受到了陶寺的重要性。今天有幸请到各位共聚一堂，进一步就陶寺考古及相关问题发表高见。我想，国学版的读者一定很期待。我们先请李先生。

    陶寺遗址与尧都传说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今天这个会很有意义。我们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着丰富的古史传说。如何看待这种传说，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大讨论以来，已经在学者间切磋了几十年。现在可以说，在我们这里，全然否定古史传说的主张已经很少听到了，问题是怎样真正认识、怎样正确看待这些传说。过去王国维先生批评疑古之“过”，不同意其否认尧舜等人物的历史存在。有学者辩论说，殷墟甲骨文里没有尧舜。这没有什么稀奇。古人认为“神不歆非类”，商人是不会占问祭祀非其先祖的尧舜的。其实卜辞里的“先公”等人物，许多属于商朝建立以前，有的已经够上了尧舜的时代（如契）。

    说到殷墟，该遗址作为商代晚期都邑的认定，凭的不外乎三点：遗址规模性质的判定，甲骨文、金文的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对照。这第三点，根据主要是战国晚期的《竹书纪年》和西汉的《史记·项羽本纪》，都是传流很晚的传说。我曾说过，比殷墟更古的都邑遗址，如果一定要求像殷墟那样的论定，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很难设想再有那样的古文字的发现，但是认定殷墟其他两点的结合，还是很重要的。事实也是如此，大家知道，徐炳昶先生率领调查“夏墟”，正是依靠古史传说的记述，结果是肯定了二里头遗址，从而认识了二里头文化，迄今公认是与夏代相关的。再如安金槐先生，他相信“禹都阳城”的传说记载，果然找到了王城岗遗址，后来发掘出时代大略相当的大城。总之，传说中的上古都邑，经过调查发掘，已有多次证明不是空谷来风。

    再来看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传说的问题。“尧都平阳”之说，见于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佚文，如《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所引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并载《括地志》说：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这个地名，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春秋时已经有了。晋州，就是今山西临汾。《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引《帝王世纪》则说：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州，晋阳即今太原也。这段话“平阳即今晋州”等句，大约是后人的注文。无论如何，这段话把问题弄混了，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

    尧为陶唐氏，商周间的唐国是其后裔，被周人所灭，于是周成王把弟弟叔虞封于唐，称唐叔虞，就是后来晋国的始封。叔虞所封之地，自汉以来有异说，大多认为在晋阳，也即今山西太原。直到清初顾炎武作《日知录》，才加以辨正。近年曲沃、翼城间晋国墓地的发掘，证实了顾氏的洞见。由此上推，唐的位置不会太远，尧也不可能北居晋阳了。“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诗经》里的《唐风》即是晋风，这也可旁证“尧都平阳”之说是比较合理的。

    陶寺城址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称为都邑，而其时代与地望又同尧都传说相当或相近，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希望今后的发掘研究能提供更多的证据。

    戮力同心传薪火

    主持人：谢谢李先生。按照本刊“文化名人故里行”栏目的惯例，下面我们请专程从山西赶来的当地领导发言。然后，再请学者进行学术回应。

    王国平（中共襄汾县委书记）：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境内，帝尧文化影响深远。几千年来，大量的帝尧故事、古地名来历、民间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滋润和影响着这方土地、这里的文化生活。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名片和灵魂。我们襄汾县委、县政府深刻认识到陶寺遗址的重要性。去年以来，围绕省、市根祖文化建设的定位和总体部署，我们按照“文物是基础、发展靠旅游、升华在节庆”的工作思路，大力宣传陶寺帝尧文化，举办了首届中国·陶寺帝尧文化旅游节。我们希望通过大力度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陶寺帝尧文化，了解临汾，了解襄汾，加快文物的保护利用，加快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把襄汾打造成根祖文化旅游胜地，打造成中华民族寻根祭祖的精神家园，以此推动全县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

    刘合心（山西省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临汾市尧文化研究与开发委员会主任）：以陶寺遗址为载体的尧文化是襄汾、是临汾、是山西，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近年来，临汾市成立了尧文化研究与开发委员会，办会刊，开网站，组织撰写出版尧文化著作。推出了大型音乐舞蹈史剧《尧颂》，举办了首届“中国·临汾尧文化高层论坛”。在保护开发上，我们着重抓了陶寺和尧陵，陶寺国家遗址公园项目已向国家文物局申报。旅游开发是使考古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的最好办法。尧陵景区总面积为10平方公里，陵区核心工程已完工，祭祀大殿业已封顶，二期工程的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行将建成全国一流的集文物保护、祭祀拜谒、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历史文化旅游胜地。

    科学理论是陶寺考古能否取得持续成功的关键。在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欢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来临汾主持研讨。这样的研讨活动要多次举办，应做到“三要三不要”，即：一不要受地域所限，要客观公正地认识尧文化；二不受门户所限，要全面系统地研究尧文化；三不要受成论所限，要创新发展地探讨尧文化，这是对历史的负责。

    陶寺遗址在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地位与意义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光明日报国学版组织策划襄汾县领导与专家共谈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文化遗产，是一种新颖的宣传模式。目前随着年轻化、知识化程度的提高，各地地方领导对当地的文化遗产考古发掘和文博事业越来越重视，自觉地将当地的古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提高到促进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在全国历史文化当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来分析看待，立意高远。在学术界，中国文明的起始年代存在不同的认识。国外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文明从依据甲骨文判定的商代晚期开始算起；国内主流学者认为从“禹传子家天下”开始，约距今四千年前。至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基本上是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和相关文献中关于黄帝、炎帝传说大致估计出来的年代，尚有待于学术实证的强有力支撑。因此，在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的支持下，2001年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任务是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地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路径、机制、特点，直面中华文明五千的历史问题。参加的十几个一级学科当中，以考古学为基础，各个学科相结合，用考古资料证明中国从何时开始进入到初期文明，不仅向中国人证明，更向全世界证明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99年陶寺遗址在经历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规模发掘之后，重新开始考古发掘工作。我们考古所将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放在中华文明起源关键遗址的视角下来开展工作。梁星彭先生首先发现中期城址。2002年何驽接手后，从聚落形态考古的角度，利用大规模的钻探与适当的发掘，对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进行探索，大致摸清了城址的范围、城内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礼制建筑区、王族墓地、大型仓储区等功能区划。同时通过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了解临汾盆地各个时期文化遗址分布状况，尤其是陶寺文化遗址群的分布状况，为我们展示出陶寺文化社会组织立体的图景。此外，陶寺遗址出土了少量文字资料、铜器，表明传统文明要素中的冶金书和文字在陶寺已经存在，各种文明的诸要素基本齐备，这是在同时期大型聚落中绝无仅有的。陶寺遗址上述新发现，为探索中华文明核心在中原地区的形成，提供了关键的证据。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支柱，而且是位于中原地区的支柱。它使世人看到，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晋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金字塔式社会机构、有一定分布范围、拥有公共权力、工官管理手工业、拥有彩绘陶艺术、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