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应辩证地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对民族复兴的影响。有一种说法：如果没有毛泽东晚年错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能已经实现了。这种说法，既夸大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响，又是对历史认识的简单化。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表明，历史从来不是径情直遂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了历史的规律性，能够估计历史的曲折现象发生，有可能尽量少走弯路，但改变不了历史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走向。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走弯路、不经历挫折，是不可能的，必须改变这种观念。列宁说过：“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4页)

　　历史研究不能假设。因为有多种“如果”，并非只有一种“如果”。毛泽东晚年错误无疑对民族复兴进程有影响，但如果说没有他的晚年错误，这个目标就实现了，这也缺乏科学根据。对待历史错误在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之后，最重要的是做能量转换工作，变坏事为好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过去的“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是能量转化的大师。他说得好：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据此，可以辩证地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对民族复兴的影响。这个“反面教训”至少能起四大作用：一曰纠错改正作用。比如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经过了“文革”，于是明白了决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才能繁荣富强，人民生活才能幸福，因而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二曰明是辨非作用。经过分析毛泽东所犯错误，认识到过去长期封建传统和长期革命斗争的高度集权对党的影响，民主法制极不健全，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他的严重错误。因此，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一定要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长足进步得益于此。三曰史鉴警示作用。过去领导经济建设，老犯急躁冒进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展到了极端。从理论认识上说，是对我国现实的基本国情缺乏认识，犯了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总结教训，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开始清醒地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对经济社会建设的平稳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四曰鞭策激励作用。拨乱反正之后，激励各族人民努力弥补损失的时间，鞭策人们不断发挥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国民经济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页)。当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历史错误不能仅仅只看到消极的一面，还要看到转化后发挥的上述正能量。对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对民族复兴的历史影响，也应当这样来认识。

　　三、肩负起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重托，持续接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近代中国衰败以来，许多中国人前赴后继，不断求索民族复兴之路。孙中山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口号。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李大钊在建党之际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这一概念。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努力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追逐中国梦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担当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有两大使命：一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个大背景下，毛泽东的民族复兴抱负，也可视为他的“中国梦”有两个内容。

　　（一）毛泽东的“中国梦”，首先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深感近代中国被列强瓜分和欺凌的屈辱，赞同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认为国人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变法救国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5-86页)为此，他在辛亥革命后投笔从戎，当了4个月新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他已成为走向成熟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呼吁“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33页)抗战全面爆发后，他领导人民军队成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随后，在解放战争中，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这样，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实现了“中国梦”的第一个使命。

　　（二）毛泽东的“中国梦”，其次是希望尽早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世界最发达国家。毛泽东虽然不是最早有民族复兴思想的革命家，但却是最早提出实现民族复兴战略构想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时，他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我们的民族从此将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国民经济恢复后，他提出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将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党的八大召开，标志着我们国家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八大新党章规定党的任务是：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四个现代化”的初始表述。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出：要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并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1959年底1960年初，他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这样，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比较规范的“四个现代化”思想。

　　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构想，毛泽东在最初提出大概经过50年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后，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又说：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至100年时光。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讲话中，还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大发展，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时间，是不行的。这些说法，实际上提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随后，周恩来在1964年底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两步走”战略步骤：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9页)。

　　这是党和政府最早正式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在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报告中，周恩来重申这个蓝图，成为“文革”艰难岁月鼓舞人民的最强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中国梦”虽然未能完全实现，但为后来者找到正确方向进而接力追逐积累了经验。

　　（三）当代中国的中国梦是对毛泽东“中国梦”思想的弘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经过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提出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构想，那么真正制定实现民族复兴科学发展战略目标的则是邓小平开启的新时期。

　　如果不拘泥于概念，而就思想实质言，邓小平的“中国梦”思想既贯穿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又描绘了民族复兴的宏伟愿景。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在20世纪80年代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是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三步走”发展战略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明确了大致的时间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细化了邓小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将小康社会分为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两个步骤，提出“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明确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要求，进一步强化“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政治宣示。

　　正是有了这样深厚的思想基础，以及长期以来“五位一体”建设的物质基础，习近平在十八大闭幕之后正式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的比重的(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4页)。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将来会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7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一份厚礼，也是对追逐“中国梦”的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