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否历史人物，一些自以为是“同情的理解”、是摆脱了历史“利害恩怨”的评判，其实并不见得就符合历史的真实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历史书写中应该有人的活动，有活生生的人物的活动。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近些年来，历史人物研究不断趋向于客观真实，但也存在一些现象值得注意。

　　——要注意人性的复杂性，避免人物研究的标签式、模式化、程式化、简单化（好人、坏人模式，非黑即白模式）。近代历史人物的多变性、多方面、多层次、多阶段，是与近代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在历史人物身上，我们都会看到复杂的一面：他有许多值得肯定的方面，但也有某些不受欢迎的方面；他在这个领域、这项事业中是杰出的、卓越的，但在另一些他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又是不成功的，甚至是拙劣的。尤其是一些在关键岗位、此前有崇高威望的人物，往往由于在这类领域做了错误的决定，说了错误的意见，甚至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巨大的损失；不同的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历史作用，也是十分常见的。

　　——人物研究要避免乱翻案、乱翻烧饼（避免走极端），故作惊人之语，哗众取宠。近来对一些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声音，例如袁世凯，例如陈炯明，例如高宗武、陶希圣，例如汪精卫，例如高岗、饶漱石。过去因为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对人物的判断（或政治结论）有片面性，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够客观、公正，做去伪存真的“翻案”文章确实是非常必要，这既是近代史研究拨乱反正的客观需要，也是负责任的历史学者责无旁贷的工作。但做翻案文章必须要慎重、严谨，个人以为，不是什么案都可以翻，什么人都需要重新评价，最起码，我就不能赞成为汪精卫1938年12月之后的汉奸行为开脱。现在一些人在讨论近代历史人物时，完全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任意“穿越”，以当今某些功利化、世俗化的标准和心态作随心所欲的评判和解读，自以为是“同情的理解”，是摆脱了历史的“利害恩怨”，是“与时俱进”，其实，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将造成人们历史认知的模糊和混乱。

　　——人物研究要避免对研究对象的偏爱，不能只看相关这个对象的资料。研究者往往因为看某个人、某个方面的材料多，较多地看到的是对其有利的材料，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以致可能被这些材料所左右，有意无意地被研究对象牵着鼻子走。史学大家研究历史必定视野非常宽广。因为只有注意并尽量寻找与所研究人物对应的、甚至相反方面的材料，才能做到“兼听则明”。我们尤其不能陷入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旁人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同意见的情况。在一些人物传记和人物评论中，明明是很有缺陷、很有问题的人物，在他的书中，却成了十全十美；明明只是很普通、作用很一般的人物，在他的笔下，却成了功高盖世。似乎在这些事件、这项活动、这个领域中，他研究的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只见亮点不见瑕疵，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把瑕疵写成亮点。

　　——诞生地主导式或纪念式人物研究（近年有相当部分以人物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有其值得重视的学科价值与社会功能，但要避免“刻意重视”。某一地方出一位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是一个地方提升认同感、荣誉感的重要历史资源。后人对于先人的纪念和颂扬也属人之常情，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崇敬先贤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但这一类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客观性、学术性。如袁世凯的故乡、陈济棠的故乡、或者宋子文的后人、尹昌衡的后人、陶希圣的后人召开的会议、主办的活动及撰述的著作，要避免流于一味颂扬或刻意开脱。

　　——人物研究的书写要丰富、生动，不能是履历式（如某年某月任某职之类）的描述。近年来某些人物研究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历史人物研究只有力图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多说几个为什么，多问几个为什么才有活力和生命。这方面杨奎松最近写的《忍不住的关怀》，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邓野的《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以及齐邦媛的《巨流河》，以及过去读过的张忠紱的回忆录《迷惘集》，宋选铨的《宋选铨回忆录》等，都颇有特色。杨奎松以其深刻、卓越的史识，独到、冷峻的眼光，尤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精英人物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有人之常情的一面，不必神圣化。最近我读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傅秉常的日记，以及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的日记，那里面的记录就颇为生动真实，反映了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日常生活中某些人之常情的一面，包括对著名外交家王宠惠等人的记录。这些记录，与人们在后来的回忆或纪念文章中所看到的（其中有许多应景的、颂扬式的东西），要真实生动得多。

　　——精英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精英人物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要演员，他们具有常人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同时，由于近代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人治社会，是一个精英主导型、甚或精英决断型的社会，精英人物对历史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就更为突出，正因为精英人物的分量重、影响大，“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他们承担的历史责任就更为重大。在近代中国的舞台上，精英们固然有许多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可赞可颂的杰作，对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有许多可悲可痛、可气可叹、可鄙可耻之事，出自所谓精英之手。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有无数令人振奋的篇章，也有许多令人扼腕的败笔。因此，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无论褒扬还是批评，都要以史实为依据，慎之又慎。（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延伸阅读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睿语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是要求我们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严格地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因为一定的历史时代只能产生一定的历史人物，这是历史的局限性。

　　——《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

　　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逢乱世，更无事业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

　　——钱穆《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