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以后，英国的清教消失了，所有的不服从国教（宗教改革后的英国教会）者都被统称为“非国教徒”，他们保持着自己信仰的独特性，并根据自己所领悟的上帝赋予他们的责任，形成独特的价值观。其中，以自己的良心领悟个人的责任，不安于“即使是罪恶，大家都这样做，我也就这样做”，成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以至于“非国教徒的良心”成为英国流传至今的一句短语，英国人丽月塔在其《绅士道与武士道》一书中总结这种良心为：诚实、不虚伪，不会说假话奉承人；重诺言，守信用；坚持真理，尊重并能采纳不同意见。

　　非国教徒的良心体现在许多方面。在商业上，非国教徒以诚实著称。以前做买卖存在着讨价还价，卖方的要价远远超过实际价格，以便在交易过程中一点点削价。但是，非国教徒中的贵格派认为要求超出实际价格以上的价格是不道德的，因为这等于在说谎。所以，他们创造了固定价格制，在店内挂上招牌，明码标价，买卖双方不讨价还价。这种方法一开始曾遭到人们的嘲笑，但是不久人们便明白这种固定价格能大大节约时间，于是逐渐接受了它，又将之推广到国外。贵格派教徒以特别诚实而闻名，所以在商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现在英国四大银行中的巴克莱银行和劳埃德银行都是贵格派教徒所创立的。非国教徒诚实经商的态度对英国人影响很大，英国的许多谚语，如“不义之财发不了家”“不正当的小钱弄脏大钱”，正反映了这种思想的潜移默化。

　　非国教徒主张要重视规则，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光明正大地生活。正如英国学者赫胥黎在《自由的教育》中指出的：“一个非常清楚、非常基本的真理是，我们每个人和多多少少与我们有关的人，其生活、命运和幸福，都依赖于我们对一个比赛规则的认识。”任何欺诈和掠夺都是短期的，英国的民间有谚语称，“不合理的事不会长久”“靠欺骗得到，准要吃亏”。因此，非国教徒一旦许诺，就无论如何一定要遵守，如果违背诺言，就会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同样，他们也认为阿谀奉承是对真理的违背，因此绝不说奉承话。

　　另一方面，非国教徒希望能恪守自己的责任，使社会得以发展。工业革命中的很多发明创造都是由非国教徒完成的，第一代企业家与发明家中有45％是非国教徒，这些人恪守道德，艰苦创业。比如，著名工业城市伯明翰，就是由非国教徒建成的。17世纪末，他们在此建造了第一个“礼拜堂”，又花了一个世纪左右时间，建成以铸铁业为中心的城市。

　　非国教徒还致力于社会改革，使社会面貌得到很大改观。19世纪的各项社会改革，多是由于非国教徒的努力才得以实行，特别是教育制度。公立学校是19世纪初期非国教徒为其子女而创立的，此外，从18世纪末起到整个19世纪，非国教徒还热衷于举办面向贫苦大众的主日学校，将之作为一种社会责任。这些学校向学生传授读、写、算的基本知识，以使“穷人的孩子被拉出微贱的处境，受到教育、得到保护，变得文明而有教养”。1825年，非国教徒又开始掀起新大学运动，推动建立与牛津、剑桥平级的世俗大学，伦敦大学就是这样诞生的。

　　监狱的改革也是在贵格派教徒推动下进行的，改革的发起者是19世纪的一位银行家的妻子伊丽莎白·弗莱。1813年，弗莱女士首次参观监狱，对其中的肮脏和野蛮深为震惊，她说：“监狱里的人很可怜，我们对囚徒最大的帮助是要他们悔过向善，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之后弗莱不屈不挠，多次探访女监，全力开导女囚，先教她们读书识字，接着又教她们做针线活，并把她们的针线制品远销澳大利亚。结果，女囚们的精神面貌得到了改变。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纷纷来监狱参观，看到了所发生的变化，一致要求政府采取重大措施进行改革。1823年，政府通过监狱法，将监狱纳入国家管理体系，允许人们帮助囚犯。

　　非国教徒的很多主张都渗透到了整个社会。他们主张非暴力，认为人们应严守圣保罗的训诫，不应公然背叛世俗的权威，这也保持了社会稳定。两个世纪中，英国虽出现动荡，但未爆发革命。直至今天，非国教徒的“良心与责任”还深深地影响着英国人的性格。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社会制度运行和繁荣的影响。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